法伊洛过去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厌恶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大哭一场，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蒙混过了关。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保尔留心听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个人说：“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问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货。格里博夫浅薄无知，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很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不管什么场合，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这得有本事。一个娘们一个样，要用不同手段来对付。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这样的当然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要紧的是要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一套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心在急剧地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碰运气，轻而易举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