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