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芟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晒得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闯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开。没容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催着马，横冲直撞，朝野兽一般的人们冲过去；他觉得要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他狂怒地大喊：“散开，你们这些野兽！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一扑，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逃走了。保尔就这样一面狂怒地驱马在草地上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恶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见证人，但是始终没有查出祸首来。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脸的农民说明，他们这场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全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之后，丈量队走遍了刈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因为天热，又走了许多路，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像个什么样子！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也就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气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又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在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钉木桩。原先的地界还勉强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烂木头了。刈草场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那个地界上。

赶车的是个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坐在车上的人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搞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没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刮子，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们只好揉揉脸，不敢吭声。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本来是个不爱吱声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吧。

全村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抽她一顿，后来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让她们见鬼去吧！让她们瞎吵吵去吧！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个好样的。”

赶车的搔了搔从麻布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赶车的。

赶车的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我们起先以为孩子们准是胡闹，可是正好相反。听人说，像喝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反对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办不到，老年人为了这个都斜着眼睛看这些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啥呢？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光要那些啥也没有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