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