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４０４—前３２３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后来。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图夫塔还在老地方没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亚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担任了；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在省委碰到，看样子，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有点自负。你也许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保夫鲁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