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理性和自然的化身。从启蒙运动以后，把上帝加以理性化是西方思想界的一般倾向，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人都是如此。歌德作为一个多方面都有独创的自然科学家，于"理性"之外又加上"自然"，作为上帝的本质。这就应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所宣扬的"超自然"的上帝。但是歌德并没有认识到除自然的必然性之外，"理性"并不存在。他和近代一般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理性"都是先验的。先天的。神所赋予的，只有自然的必然性或规律才是客观存在的，凭实践经验来认识的。"自然"外加超自然的"理性"这个基本矛盾，说明了歌德以及许多西方近代哲学家何以没有完全摆脱有神论。人性论。唯心论。天才论和人道主义之类宗教迷信的遗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哪怕是最进步的，也终于是妥协的。改良主义的。不能真正解决矛盾的，歌德就是个典型的例证。

几天以后（未译的前一篇标明"三月早期"，这篇标明"几天以后"，在这篇后面，爱克曼就记下歌德的死和他去瞻仰遗容的哀痛。）（歌德谈近代以政治代替了希腊人的命运观;他竭力反对诗人过问政治）

我们谈到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

歌德说，"这类观点已陈旧过时，不符合我们今天的思想方式，和我们的宗教观念也是互相矛盾的。近代诗人如果把这种旧观念用在剧本里，那就显得装腔作势了。那就象古罗马人的宽袍那样久已不时髦的服装，不能吻称我们的身材了。

"我们现在最好赞成拿破仑的话:"政治就是命运，，但是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是诗人的恰当题材。英国诗人汤姆逊（汤姆逊（J。Thomson，1700－1748），英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四季》和《自由》都是他的较著名的作品。）用一年四季为题写过一篇好诗，但是他写的《自由》却是一篇坏诗，这并不是因为诗人没有诗才，而是因为这个题目没有诗意。

"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褊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

"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他的祖国;但他在其中发挥诗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国，却是不限于某个特殊地区或国度的那种善。高尚和美。无论在哪里遇到这种品质，他都要把它们先掌握住，然后描绘出来。他象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

"还有一点，什么叫做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呢?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向一位诗人提出这样白费力的不恰当的要求，正象要求一个军团的统帅为着真正爱国，就要放弃他的专门职责，去卷入政治纠纷。一个统帅的祖国就是他所统率的那个军团。他只要管直接与他那个军团有关的政治，此外一切都不管，专心致志地去领导他那个军团，训练士兵养成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以便在祖国处于危险时成为英勇的战士，那么，他就是一个卓越的爱国者了。

"我把一切马虎敷衍的作风，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当作罪孽来痛恨，因为政治方面的马虎敷衍会造成千百万人的灾难。

"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且不谈这个讨厌的问题吧，免得在对无理性的东西作斗争中我自己也变成无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