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世纪及前此二世纪欧洲各地粮食不足与饥谨的情况，有些记载很可靠。谁要是细心研究此中经过，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粮食不足的情况，并非起因于内地谷物商人的联合，而是起因于真正的不足。这种不足有时在个别场合起因于战争的浪费，而在最大多数场合，却起因于年成的不好。也会发现，饥谨发生的原因，只是政府粗暴地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在各部分都有自由通商和自由交通的广大产麦国内，最不好的年成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粮食不足，以致引起饥谨。若能节省使用，那末即使最歉收的年度，也可在比一般丰收年度略为紧缩的情况下，养活一样多的人数一年。最不好的年成，莫过干旱和淫雨。但由于麦可栽于高地，亦可栽于低地，即既可栽于潮湿土地，亦可栽于干燥土地，所以，有害于低地的淫雨，可有利于高地，有害于高地的干旱，又可有利于低地。虽然，在干旱与多雨的季节，收获都比气候顺适的季节少得多，但无论是干旱或是多雨，国内某一部分的所失，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部分的所得得到补偿。在产米国内，作物不仅需要极润湿的土壤，而且在稻的生长期内，有一段时间，还须浸在水里，所以，干旱的影响，可怕得多。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国家里，干旱亦不见得会那么普遍，以致必然引起饥谨，只要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饥懂就可避免。数年前，孟加拉的干旱，也许只会引起极大的粮食不足，而后来所以会转为饥谨，也许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人员，曾以不适当的条例，不审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贸易上面。

如果政府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懂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歉岁，下级人民，往往把他们的困苦归因于谷物商人的贪婪。于是，谷物商人，成为他们憎恶和愤怒的目标。在这场合，谷物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常有完全破产的危险，而其仓库也有给民众暴力掠夺破坏的危险。但谷物商人团取大利润的时候，亦就是谷物价格昂贵的歉岁。他通常与一些农业家订约，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价格，供他一定量谷物。这个契约价格，是按照被认为适中合理的价格即按照普通或平均价格订定的。那在上次歉收年份以前，普通约为小麦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各种谷物每夸特的契约价格，亦以此为准。所以，谷物商人得在歉岁以普通价格购买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售卖他谷物的大部分。这是一种异常的利润，但这种异常的利润，只够使他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立在平等地位，只够补偿他在其他场合，由此商品的易腐性或其价格意外变动的频繁性而产生的许多损失。这种事实，只要看看谷物生意投象其他生意有那么多发大财的机会，就会明白。他只能在歉岁获取大利润，但因此却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稍有品格及财产的人，多不愿加入此种行业。这种行业，于是听任那一群下流商人经营；在国内市场上，介在生产者及消费者中间的人，使几乎只有磨坊主，面包房主，制粉商，面粉经售人，以及若干困苦的小贩了。

欧洲往时的政策，对于这样有利于社会的行业不但不去消除人们对它的憎恶，似乎反视此种憎恶为正当而加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