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高米芝太太说，“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最好进济贫院去死了算了。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最好别在这儿和别人过不去。如果事事都和我过不去，我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让我回到我先前的教区去过不去吧，丹尔，我最好去济贫院，死了算了，省得让人嫌。”

说罢这些，高米芝太太就去睡了。她走了以后，一直除了深切的同情而没有再表示任何情绪的皮果提先生看了看我们大家，一面仍然满脸挂着真挚的同情，一面点着头小声说：

“她在想那老头子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大家认为高米芝太太一心想的老头子是谁，直到皮果提送我上床时她才告诉我，那是已故的高米芝先生。她的哥哥总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当然的理由，而这理由也总能使他感动。那天夜里，他爬上吊床后，我亲耳听到他反复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在想那老头子呢！”在我们住在那里的后来一段时间里，只要高米芝太太忍不住又那么做时（次数并不多），他总十分怜悯谅解，并说那样的话。

两个星期就那么溜过去了。仅有的变化只是潮汐引起的变化，而这变化改变了皮果提先生进进出出的次数，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繁忙程度。汉姆没什么话可以干时就和我们一道散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指给我们看，有那么一、两次还带我们去划船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尤其在联想童年时，总认为某一组平平淡淡的印象与一处的联想比别的要密切，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要一听到或读到雅茅斯几个字，我马上就会联想到某个星期天，在海滩上响起唤人们去教堂的钟声，倚在我肩头的小爱米丽，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头子的汉姆，远处海面上刚冲出重雾的太阳，它显示出影影绰绰的船只来。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能忍受与皮果提先生和高米芝太太的分别，但离开小爱米丽却使我心里痛楚万分。我们手挽手来到行李车夫住的酒店，在路上时我答允一定给她写信（后来我履行了诺言，那字写得比手写的召租广告还大）。分别时，我们都很难过。如果我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缺憾，那天我就造成了一个。

当我在外作客期间，我对我的家真是忘恩负义——很少或根本就没想到过它。但是当我一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时，我那嫩稚的良心就开始自责，它好像用一个坚定的手指头指着家的方向；在我心绪低落时，格外觉得家就是我的巢，母亲就是安慰我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朝家走的时候，我有了这种感觉；于是越离家近，所经过的事物越熟悉，我就越急于回到那里，投入她的怀抱。可是皮果提不但没有我这种感觉，反而——虽然很和善地——

要平抑它，而且她看上去很不安，心情也不那么好。

可是无论她怎么样，只要行李车夫的鸟乐意，总会到布兰德斯的鸦巢的。而且也果然到了。我记得多分明：那是一个冷嗖嗖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就要下雨。

门开了。我又高兴又激动地半哭半笑着找母亲。可是不是她，却是一个从没见过的仆人。

“怎么了，皮果提！”我伤心地说，“她没回家吗？”

“她回了，她回了，卫少爷，”皮果提说，“她已经回家了。

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些事要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