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来，你就来，”那补锅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个头撕开！”

我想回头是上策。我走近他们，想用一脸笑意来安抚那锅匠，这时我也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你去哪？”补锅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补锅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补锅匠问道，“你是个小扒手吧？”

“不——是——的，”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补锅匠说，“我要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比划了一下，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开了。

“你有买得了一品托啤酒的钱吗？”补锅匠说，“如果你有就拿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并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拿出来了。

“我很穷，”我强笑着说，“没一个子了。”

“啊哈，什么意思？”补锅匠说着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生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戴我弟弟的丝围巾，”补锅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并扔给那女人。

那女人大声笑了起来，好像她以为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她把围巾扔还给我，像先前那样轻轻点了下头，做了个“走”的口形。我还没来得及走开，补锅匠就把那围巾从我手里夺走，胡乱往他自己脖子上一绕，把我像片羽毛一样就给推开了。然后，他骂骂咧咧地转向那女人，把她一下打倒在地。我看到她往后跌倒在硬硬的路上，躺在那儿。她的帽子跌落了，头发在灰尘中变成了白色。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景。我走远后再回头看，只见她坐在人行道上——那是路边的一道堤——用披肩一角擦去脸上的血，而他却往前走了，那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一次的险遇使我很怕，以至从此见到这种人走来，我就后退到一个可以躲的地方，在那里呆着，直到他们走远得我看不见他们了才出来。这种事却常常发生，于是我的旅行也就大为拖宕了。但就在这困难中，也和在途中其它一切困难面前一样，我似乎一直得到那幅有我母亲的画面的图画支持和领引，在那图中，母亲是我未出生前正当韶华年岁的母亲。这幅图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心中。我躺在蛇麻中过夜时，它在那里，早上我赶路时，它与我同行；它一直在我前面走。从那以后，它在我心中总和仿佛在暑日烈焰下昏昏瞌睡的那阳光灿烂的坎特伯雷大街连在一起，也和那里的古宅、大门和那有无数白嘴鸦绕顶飞翔的庄严灰色的教堂连在一起。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那荒凉又宽阔的荒原时，又是那幅图画用希望减轻了这景象的凄凉。我逃走的那五天里，我还未到达我旅行的最重要目的地前，我还未实实在在走进那市镇之前，那幅图画都不曾离开我过。可是说来也怪，我脚蹬破鞋，勉强支着那受够了风吹日晒而衣衫褴褛的身子站在我企盼已久的地方，这时，那幅图画就如梦如幻一样消逝了，我又陷入孤苦伶仃的沮丧中。

我先在船夫中询问我姨奶奶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各式各样。一人说她住在南福尔兰灯塔里，结果把胡子给烧光了。一人说她被绑在港口外的大浮标上，只有在两个潮汐之间的那段时间才能为人看见。第三个人说她被关进了麦斯通监狱，罪名是偷小孩。第四个人说有人看到她在上一次大风时骑在一把扫帚上，一直往加莱①飞去了。我又去向马车夫们打听，他们也是那样开玩笑而不正经。最后，我向店铺主人们打听，他们不喜欢我的样子，一般都不听我说些什么就说他们可没什么东西能打发我。我这时觉得这是我逃走后最悲伤最困难的时刻了。我已花完了所有的钱，也再无它物可以典卖；我饿，我渴，我累；我似乎和在伦敦那样远离我的目的地。

那天上午就这么在打听探访中过去了，我坐在市场附近的街角一家空店铺的台阶上，正在考虑到先前提过的那些地方去蹓蹓时，一个赶车经过的车夫掉下了一块盖马布。我把那东西送给他时，他那一脸的和气使我有勇气问他：能否告诉我特洛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这问题我问了太多次了，这次我都几乎没法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