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陷于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罗中；它所目为理想的人物，是具备最高知识能力，努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苏格拉底就是这种人物的原型和始祖。我们所有教育方法最初就以这种理想为目的；其余一切生存方式都在它旁边艰苦挣扎，仿佛是一种姑且允许的而非其所欲的生存。很长时间，有教养的人只以学者的姿态出现，实属惊人；甚至我们的诗艺也不得不从渊博的仿作演绎出来，即就韵律的主要作用而言，我们也见到我们的诗体不是出自乡土之音，而是源于博学雅言的艺术试作。浮士德，现代文明人的典型，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可是在真正的希腊人看来，定必是多么不可思议：浮士德贪得无厌地攻究一切学术，为了求知的冲动而献身于巫术与魔鬼。我们只要把浮士德放在苏格拉底旁边来比较，就不难明白：现代人开始预料到这种苏格拉底求知欲的极限，所以对着沧茫的知识之海悠然向往彼岸。歌德有一次讲到拿破仑，便对厄克尔曼说：“是的，好朋友，在事业方面也有一种创作力。”他天真得可爱地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非理论家总是可疑可畏的人物。所以，我们还需要有歌德的聪明，才能发现这样一种惊人的生存方式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

现在，我们不要回避苏格拉底文化核心中隐藏着的东西——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是的，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已经成熟；如果社会染上这种文化的细菌深入骨髓，逐渐在热情和欲望的袭击下开始发抖；如果信仰一切尘世幸福，信仰这种普遍智育之前途，一旦变为不得不追求这种亚历山德里亚式的尘世幸福，乃至乞灵于一种欧里庇德斯式的“神机妙算”！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必须有一个奴隶阶级，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它以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否定这一阶级的必要性；因而，一旦“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光荣”这些诱惑和安慰的话业已失效，它便逐渐走向可怕的毁灭。野蛮的奴隶阶级是可怕不过的，他们已经觉悟到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正义，而且准备复仇，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世世代代。面临这威胁的风暴，谁还敢满怀信心，诉诸我们的苍白虚弱的宗教呢？现代宗教基本上已经蜕化为学术信仰；所以神话，一切宗教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各方面都陷于麻痹状态；甚至在神话领域，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曾目为败坏社会的病菌——已经获得了统治权。

当潜伏在理论教化核心中的祸患逐渐使现代人感到不安，当他焦急地搜索枯肠寻找避祸的方法，那怕对这些方法不甚信仰，因而开始预料到自己的结果，那时，有些博学多才的伟大人物已经煞费苦心地使用科学武器来证明一般科学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从而决然否定科学自称普遍有效性和普遍目的性之夸谈。由于这种证明，以前自命凭借因果律就可能探究事物之秘奥的思想，才第一次被视为一种幻想。康德与叔本华的非凡勇气和智慧终于取得了最难得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也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这种乐观主义依赖不加考虑的aeternao veri－taates（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迷都是可知的，可解的，并且把时间、空间、因果完全当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反之，康德却证明：其实这些范畴的作用不过是把纯粹现象，幻（Ma C ja）之产物，提到唯一最高实在的地位，以现象代替事物的真正内在本质而已，因此事物本质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的；也就是说，象叔本华所云，这不过是使做梦的人睡得更香甜（“意志及表象之世界”）。随着这种认识开创了一种文化，我不妨称之为悲剧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智慧代替了科学作为最高目的；不受科学之惑乱欺骗的大智大慧，以冷静的目光综观世界，竭力以同情的博爱视世间的永恒痛苦有如自己的痛苦。试设想：方兴未艾的世代具有此种大无畏惧的眼光，此种英勇的壮志；试设想：这些屠龙之士，以果敢的步伐，以傲岸的英姿，毅然拒绝这种乐观主义的病态学说，以便“坚决地生活”，美满的生活；——那末，岂不是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以严肃畏惧的情绪来锻炼自己，就必然要求一种新艺术，超脱的慰藉之艺术，也就是说，要求悲剧，做自己的眷属、做海伦吗？他会跟着浮士德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间那唯一的艳影？

但是，既然苏格拉底文化，在两方面被摇憾了，只能以发抖的手执住它的权威王杖：它初则担心自己的结果，而且终于开始料想到它的末运了；继则，因为它对它的论据的永远有效性再没有以前那样天真的信心；——那真是一个悲惨的景象：它活跃的思想不断眷恋追求新的艳影，要拥抱她们，但又大吃一惊，突然把她们放弃，象靡斐斯托突然放弃那些诱惑的蛇妖①。这当然是“崩溃”的朕兆，今人往往称之为现代文化的根源悲剧。也就是说，理论家对自己的结果感到恐惧和不满，再不敢信赖生存的恐怖冰流。他战战兢兢踯躅岸上，他再也不敢求全，全总带着事物的自然暴力；他被自己的乐观主义观点骄纵惯坏了！况且，他觉得，一种建筑在科学原理上的文化，一旦开始显得不合理，也就是说，在结论前知难而退，就势必遭到毁灭。今日的艺术已显出这种普遍的困难：他们徒然依赖一切伟大创造时代和创造天才作为榜样；人们徒然搜集全部“世界文学”放在现代人周围以安慰他；人们徒然使人置身于历代艺术风格和艺术家中间，以便一一命名，象亚当给走兽命名那样；然而，读者始终是饥肠辘辘，“批评家”则愁眉苦脸，没精打彩，象亚历山德里亚的学者们那样，他们毕竟是图书馆员和校勘者，可怜让书上尘埃和误刊错字弄得失明。

①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