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钱的朋友没有对一个败光家财的朋友翻脸，一个德国旅店老板又对两个身无分文的同胞表示关心，这两件事也许会让某些人觉得这个故事是瞎编的，但是真正的事实往往像是传奇，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了模仿事实，传奇作出了惊人的努力。

每年六百法郎薪水的银行职员弗里茨和拿同样数目工钱的记账师傅威廉发现要在巴黎这样一座到处阿谀逢迎的都市里过日子，实在困难。因此，到巴黎的第二年，亦即一八三七年，很有吹笛天分的威廉进了邦斯指挥的乐队，好挣几个钱买点黄油抹抹面包。至于弗里茨，只能靠发挥维尔拉兹家族后代的理财本事，多挣点工资。但不管他多么拼命，也许是天分有限，这个法兰克福人直到一八四三年才挣到了二千法郎的薪水。

贫穷，这位神圣的后母为这两位年轻人做到了他们的母亲未能做到的事情：它使他们学会了节俭、处世和生活。它给他们补上了这伟大、严厉的一课，凡是伟人，都是穷苦出身，全是受到过这种惩戒的。可惜弗里茨和威廉是相当庸碌的小人，听不进贫穷的全部教训，总是躲避它的打击。他们觉得它的胸脯坚硬，双臂瘦骨嶙峋，但这位善良的乌尔盖勒仙女，只会在天才人物的抚摸下松手，他们俩是死活也得不到的。不过，他们还是明白了金钱的价值所在，他们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财神上门，一定要割掉他的翅膀。

“哎，施穆克老爹，再说几句，就可以给您全讲清楚了。”威廉细细地用德语把这个故事讲给钢琴家听，接着说道。“老布鲁讷死了。可无论他儿子，还是我们的那位房东格拉夫都不知道，他是巴登铁路的创办人之一，从中得了很大的利，留下了四百万！我今晚是最后一次吹笛子了。要不是因为是首场演出，我几天前就走了，可我不想让乐队缺了我演奏的那一部分。”

“这很好，年轻人。”施穆克说，“可您娶的是哪位？”

“是我们的房东，莱茵饭店老板格拉夫先生的女儿。我爱埃米丽小姐已经七年了，她读过许多不道德的小说，竟推掉了所有亲事，只等着我，不管将来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姑娘会很有钱的，她是黎希留街格拉夫裁缝家的唯一继承人。弗里茨给了我一笔钱，是我们俩在斯特拉斯堡吃掉的五倍，整整五十万法郎！……他在一家银行投了一百万法郎，裁缝格拉夫先生在那儿也投了五十万；我未婚妻的父亲同意我把二十五万的陪嫁也用上，他自己再给我们投同样一笔数目的钱。这样，布鲁讷—施瓦布公司就将有二百五十万的资本。弗里茨不久前买了十五万法郎的法兰西银行股票，作为我们开户的保证金。这还不是弗里茨的全部家产，他还有父亲在法兰克福的老宅，估价一百万，他已经把荷兰大饭店租给了格拉夫家的一位堂兄弟。”

“您看您朋友时，一副伤心的样子。”施穆克细细地听着威廉的故事，问道，“您是不是嫉妒他？”

“我是嫉妒，可我是担心弗里茨失去幸福。”威廉说，“看他的样子，是个知足的人吗？这巴黎，我真替他害怕；我多么希望他能像我这样痛下决心。以前的恶魔是有可能再在他身上苏醒的。我们这两颗脑袋，最冷静的不是他的那一颗。他的穿着打扮，他用的小望远镜，全都让我感到不安。他在这戏院里只盯着那些轻佻的美人儿。啊！您要知道让弗里茨结婚有多难！他最讨厌法国所谓的献殷勤；得逼他成家，就像在英国，要硬逼一个人去见上帝。”

在所有首场演出结束时都会出现的欢闹的声中，笛师向乐队指挥发出了邀请。邦斯愉快地接受了。施穆克在这三个月来第一次发现朋友的脸上浮出了笑容。他陪着邦斯回到诺曼底街，一路上缄默无语，因为他从那闪现的一丝欢乐中看到了折磨着邦斯内心的深深的痛苦。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为人如此公正，情感如此伟大，却有着这样的弱点！……正是这让禁欲主义者施穆克感到吃惊，他伤心极了，因为他感觉到将不得不放弃每天跟好友邦斯面对面地共进晚餐！而这是为了邦斯的幸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出这种牺牲：想到这，他简直快疯了。

邦斯呆在诺曼底街的阿文坦山，始终凛然地保持沉默，这自然使庭长夫人受到了震动。本来她摆脱了这个食客，心里并不难过，她和她那个可爱的女儿都认为舅公已经领会到了小外孙女开的玩笑的含义；可庭长就不一样了。卡缪佐德玛维尔庭长长得又矮又胖，自从在法院得到高升之后，便变得一本正经起来，他欣赏西塞罗，喜欢巴黎的歌剧院，而看轻意大利剧院，常常把这个演员跟那个演员作比较，亦步亦趋地跟着潮流走：说起话来，他照搬的是内阁公报的各种条文，发表起见解来，他便是发挥在他之前说话的推事的意思。对这个法官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人们已经相当了解，处在他的位置，他不得不对什么都很认真，尤其看重亲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