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不敢相信，没别的。”她说，然后，她倾身吻了我的额头。

“这是做什么？”我问。

“白痴，”珍妮说，她的嘴唇颤抖。“谁又不是白痴呢？”说完，她走了，她起身，过去牵起小福雷斯特的手，他俩就这么走了。

公苏走过来坐在我面前，在我脚边的泥土上画了个井字。我在右上角画了个，公苏在中央画了个○，我当下知道没有人会赢。

晤，那以后，我做了两件事。其一，我打电话给崔伯先生，告诉他不管我在养虾生意上有多少收入，要他将我那一份的一成给我妈，一成给巴布的爸爸，其余的都寄到珍妮那儿给小福雷斯特。

吃过晚饭，我一夜没睡在那儿思考，虽然这本该不是我的特长，不过，我所思考的事情是这样的：如今，过了这么些年，我终于又找到了珍妮。而且她还生下我们的儿子，或许，有什么法子，我们可以和好。

但是我愈是思索，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同时，我也无法理直气壮将这结果归咎于我是个白痴——虽然拿这个藉口来圆饰很能宽慰自己。不，这个结果是人情之常。有时候世事就是这么回事，何况，话说回来，我想小家伙还是跟着珍妮和她丈夫生活比较好，他们会给他一个完好的家庭，好好抚养他长大，这样他也不会有个白痴爸爸。

过了几天，我跟公苏和丹恩一起离开。我们去了查尔斯屯，接着又去了里奇蒙、亚特兰大、查塔努加、曼菲斯、纳许维尔，最后来到纽奥尔良。

纽奥尔良人全不理会旁人在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三个享受了毕生难得的快乐时光，每天在杰克逊广场表演，旁观别的怪人做他们的事。

我倒是买了一辆脚踏车，附带两个小侧车给公苏和丹恩坐。每到星期天我们就骑着车到河边，坐在河堤上钓鲶鱼。珍妮大概每个月给我一封信，还寄来小福雷斯特的照片。此地有个在脱衣舞俱乐部当女侍的女孩，我们隔一阵子就会聚聚，玩玩。她名叫汪妲。我和公苏和丹恩多半时间就在法国区骑车闲逛，看看风景，说真的，那一带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些模样古怪的人——看起来像是从俄国革命还是什么的留下来的产物。

一天，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跑来说要给我做一篇报导，因为，我是他所听过“最佳单人乐队”。那家伙开始问起许多有关我的人生经历的问题，于是，我就慢慢一五一十告诉他。但是，我还没说到一半，他居然掉头走了，他说没办法登载这种故事，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不过，我跟你说，朋友：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仰望星星，看见整个天空就那么铺在那儿，可别以为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偶尔我也会想到换个情况人生会是什么样儿。然后，眨眼之间，我已经四十、五十、六十岁了，你明白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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