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科尔家已在海伯里居住多年，算是个很好的人家——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谦和朴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出身低微，靠做买卖营生，只是略有点上流人的风度。他们初这儿时，过日子量入为出，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有点来往，也不怎么花钱。可是，近一两年来，他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城里的房子收益增多了，，命运之神在朝他们微笑。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的眼界也高了，想住一座较大的房子，多结交些朋友。他们扩建了房屋，增添了仆人，扩大了各项开支。时至如今，他们在财产和生活方式上仅次于哈特菲尔德那家人。他们喜欢交际，又新建了餐厅，准备请每个人都来做客，并已请过几次客了，邀的大多是单身汉。爱玛估计，他们不大敢贸然邀请那些正经的名门大户——不管是当维尔，还是哈特菲尔德，或是兰多尔斯，一概不敢邀请。即使他们有请，她说什么也不会去。她感到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她父亲的习性，因此她的拒绝也就表达不出她意想中的意味。科尔夫妇可算是很体面的人，可是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没有资格安排上流人家去他们家做客。爱玛心想，能叫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她自己，奈特利先生不大可能，韦斯顿先生更不可指望。

早在几个星期之前，爱玛就打定主意要如何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行径，可等到终于受到怠慢的时候，她心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滋味。当维尔和兰多尔斯都接到了科尔家的邀请，她父亲和她自己却没接到。韦斯顿太太解释说：“我看他们不敢冒昧地请你们，你们不去别人家吃饭。”可这理由并不充分。她觉得她很想得到拒绝他们的权利。后来想到一些跟她最亲近的人要去那里做客，而且这念头一次次地冒出来，她又拿不准自己若是接到邀请的话，是否能不为之动心。哈丽特晚上要去那里，贝茨家也要去。前一天在海伯里散步时，他们讲起过这件事，弗兰克邱吉尔对她没去感到万分可惜。那天晚上最后是否可能来一场舞会？这是他问的一个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爱玛越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算是人家她高贵而不敢高攀，就算是可以把人家不请她视为一种恭维，那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安慰。

就在韦斯顿夫妇还待在哈特菲尔德的时候，请柬送来了。这时，爱玛还真庆幸有这夫妇俩在场。虽然她一看完信就说了声“当然应该拒绝”，但她马上又请教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立即劝她应该去，而且还很奏效。

爱玛承认说，考虑到种种因素，她并非完全不想去赴宴。科尔家的请柬写得那么妥帖——表现得真是非常客气——对她父亲体贴人微。“本拟早日恳请光临，只因一直在等待折叠屏风从伦敦运到，以期能为伍德豪斯先生挡风御寒，伍德豪斯先生也会因此而更乐于光临。”总的说来，爱玛很快就给说通了。他们三人当即商定了应该怎么办，而又不至于忽视了伍德豪斯先生的舒适——当然要有个人陪伴他，如果贝茨太太不行的话，那就要劳驾戈达德太太。晚宴眼看就要到了，还要劝说伍德豪斯先生，让他同意女儿去赴宴，整个晚上都要离开他。至于让他也去赴宴，爱玛并不企望他会认为有这个可能：晚宴要很晚才散，去的人又太多。伍德豪斯先生很快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