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驰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时而，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人们，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臂，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烈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愈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竭力装出不再去想新郎新娘，却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有多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可真奇怪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诧异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基蒂早已准备停当，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绝望地转回来，挥着两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可曾有人处在像这样可怕的尴尬境地吗？”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可是别焦心，马上就会拿来的。”

“不，怎么办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说，望着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

“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他们派了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了，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负疚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喘地跑进房里来了。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这样无济于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从容地跟在他后面。“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我对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