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楼回到家里，发现外祖母病得更厉害了。一些日子以来，她常叫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我们的躯体——一个不同界的存在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万丈深渊把我们同躯体隔开，它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无法让它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强盗，不管是什么样的强盗，即使不能让他们同情我们，至少，也可以用利益打动他们。可是要躯体怜悯我们，这就如同对牛弹琴，徒费口舌。对躯体而言，我们的话不会比水声更有意义，而我们却要和它一起生活，不免惶恐不安。我外祖母常常觉察不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因为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们身上。当她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为了治好病，她总想弄清楚得的是什么病，但却枉费心思。如果说她身体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她的思想上仍然是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病症对于和它们属于同一界的创造物①来说却是清清楚楚，很好理解。人的思想要弄清楚躯体对它说了什么，最后总要求助于这些创造物，正如要知道一个外国人回答什么，必须找他的一个同胞来当翻译一样。它们能和我们的躯体交谈，告诉我们躯体在大发雷霆，还是即将息怒。我们把戈达尔大夫请来给我外祖母看病。他一听到我们说外祖母病了，脸上就露出莫测高深的微笑，问我们：“病了？不至于是外交病②吧？”这使我们又气又恼。为了解除病人的焦躁不安，他叫她试用以牛奶为主的食谱。外祖母每餐都吃牛奶做的浓汤，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汤里面放了许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人体有害处（维达③还没有研究出来）。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互相矛盾的错误之综合；你把最好的医生请来看病，你有幸求助于一个真理，可是几年后，这个真理很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要不是不相信医学比相信医学更荒唐（因为从错误的积累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真理），否则的话，相信医学很可能是天下最大的荒唐了。戈达尔吩咐我们给外祖母试体温。有人拿来了体温表。体温表的玻璃管几乎是空的，看不见水银，勉强能看见银色的蝾螈卧在它的小槽里。它仿佛死了。我们把玻璃管塞进外祖母的口腔（玻璃管在外祖母的嘴里不用呆很久），不一会儿，小巫婆就给她算好了命。我们发现小巫婆停在塔楼的半中央，静止不动，准确地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要她显示的，我外祖母反复捉摸也没有得到的数字：38度3。我们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使劲地甩动体温表，想把这个决定命运的符号甩掉，仿佛这样甩，不仅能使体温表指示的温度下降，而且也能使外祖母的体温下降似的。唉！失去理智的小巫婆显然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第二天，体温表刚插进外祖母的嘴里，女预言家纵身一跳就跳到同一个度数上，毫不留情地停下来，用她闪闪发光的魔棍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个数字：38度3，坚定的信念和能凭直觉感到我们感不到的事实使她变成了一个美人。对我们的愿望和期望，我们的要求，她都充耳不闻，毫不退让，好象这是她最后的警告和威胁似的。为了使女巫婆改变反应，我们求助于另一个和体温表属于同一界的，但比体温表更有威力，不仅能询问，而且能指挥身体的创造物：退烧药。这种退烧药和阿斯匹林同属一类，但尚没有应用于临床。我们没有把体温表降到37度5以下。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升。我们让外祖母服了退烧药，然后又把体温表放到她嘴里。那位警觉的女巫婆这次一动也不动，宛若铁面无情的卫兵，当有人把通过关系搞到的上级机关的通行证拿给她看时，她认为通行证符合规定，便答道：“好，我没意见，既然如此，那就过去吧。”可她却闷闷不乐，没精打采，仿佛在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既然你认识奎宁，他可以命令我不动。一次，十次，二十次。可是，他会厌烦的，我了解它，走着瞧吧。好日子长不了，到那时你就会病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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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造物此处指下面要说的体温表和药物之类物体。

②假托有病作为不履行职责或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借口。

③维达（1862—1929），法国医生。他的许多医学研究，尤其是伤寒研究，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发展很有影响。他根据血中含有尿素率诊断肾炎的方法被称作维达氏法则。

于是，我外祖母感觉到在她的躯体内有一个比她更了解人体的生灵，和灭绝的树种是同代人，是地球的第一个占领者，比有思想的人类出现还要早。她感到这个古老的盟友在摸她的脑袋、心脏和胳膊，甚至有点儿叫人难以忍受；它熟门熟路，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以应付一场即将揭幕的十分古老的战斗。不多久，皮东①被打死，寒热被威力无比的化学元素战胜，我外祖母也许很想穿过地球的各个界，越过所有的动植物，向这个化学元素鸣谢。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刚才相隔那么多世纪，同一个先于植物而存在的元素进行了一场对话。再说体温表，它就象一个暂时被更古老的天神所打败的命运女神，手持银色纺锤停止了纺线。唉！不幸的是，人类还驯服了其他一些低级创造物，用来追捕自己无力追捕的神秘猎物，可是，这些创造物冷酷无情地给我们带来了微量的蛋白，但每天都有一定的量，使蛋白也似乎同我们感觉不到的某个持续状态有关系。贝戈特从前曾向我推荐过迪布尔邦大夫，说他不会使我感到乏味的，他会想出一些治疗方案，尽管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同我奇特的智慧很相适应；我这个人生来认真，从来只让我的智慧服从我自己的本性，因此我听了贝戈特的建议感到很生气。但是，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冲破我们本性开始设置的防线，从现成的丰富的智慧宝库中吸收养料。当我们听到有人在议论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人时，我们常常会把这个陌生人想象成才华横溢的人，与此相仿，现在我对迪布尔邦大夫产生了无限的信任，仿佛他比别人更敏锐，更能洞察真理。当然，更确切地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神经病专家，钱戈大夫②临终前曾对他预言，说他将成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最高权威。“啊！我不知道，这完全可能。”弗朗索瓦丝也在场，她第一次听到迪布尔邦和钱戈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说：“这完全可能。”在这种场合说“这完全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实在叫人啼笑皆非。我真想回击她：“既然您对别人说的事一无所知，当然您也就不会知道了；既然不知道，又何来可能与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您现在绝对不能说您不知道钱戈对迪希尔邦说过那番话了。既然我们对您说了，您也就知道了；既然这是肯定的，您那个‘也许’、‘这完全可能’在这里也就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