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圣法利埃是亨利二世的情妇迪安娜德普瓦提埃的父亲,出现在维克多雨果的历史剧《国王寻乐》(1832)中;圣梅格兰是大仲马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中的人物,在剧中诱奸吉斯公爵夫人。
前天晚上空袭时,天空中比地面上更为动荡,空袭之后,天空平静下来,就象风浪平静后的大海一样。但是,犹如风浪平静后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复绝对的平静。几只飞机仍然飞到天上,就象火箭那样去同星星会合,而探照灯则在分割成块的天空中慢慢扫射,犹如天体和移动的银河中的苍白星星。但是,那些飞机镶嵌在星星中间,看到这些“新星”,人们感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半天球之中。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他欣赏这些飞行员,他一面否认自己亲德和其他习性,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在这两个方面大肆发挥:“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同样欣赏驾驶哥达式轰炸机的德国人。而驾驶齐柏林飞艇,又需要怎样的勇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台朝他们开火,但要是民用飞机那可怎么办呢?您是否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和大炮?”我坦率地说不怕,也许我错了。也许是因为我生性懒惰,养成了习惯,总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会在这一天打中你,你怎么会害怕它呢?另外,扔下炸弹、可能死亡这些想法是分别形成的,没有给我对德国飞行器经过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惨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晚上,其中的一架摇摇晃晃,在我目光的注视下被动荡的天空中一团团薄雾打得支离破碎,虽说我知道这架飞机是用来杀人的,我却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恒星,从这架飞机中我才看到朝我们扔下炸弹的动作。因为一种危险的最初现实,只有在这种新事物中才会被发现,这种新事物不能复原为人们已知的事物,被称之为一种印象,而且往往象上述情况那样,被概述成一行文字,这行文字能写出一种愿望,并包含着完成时会变形的潜力;而在协和桥上,在那架既进行威胁又受到围捕的飞机周围,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公园的喷水池仿佛映照在云端,探照灯射出的一条条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这一行行也充满愿望,充满着远见和保护的愿望,愿望来自聪明的权贵,对这种权贵,就象在东锡埃尔兵营里的一个夜晚中那样,我感谢他们的权势,以这种如此优美的准确性煞费苦心地守护着我们。
夜象1914年时一样美,犹如巴黎象那时一样受到威胁。月光仿佛是一种柔和、持续的镁光,使人们最后一次摄取旺多姆广场、协和广场等优美建筑群的夜景,我对那些也许会立即将它们摧毁的炮弹的恐惧,同它们尚未遭到破坏的优美形成对照,反而使它们显得更加风采,仿佛它们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听任它们不设防的建筑物遭受打击。“您不害怕吗?”德夏吕斯先生重复道。“巴黎人没有这种体会。有人对我说,维尔迪兰夫人每天在家聚会。这事我只是听别人说的,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已经完全断绝往来,”他补充道。他不仅垂下眼睛,仿佛来了个送电报的,而且垂下脑袋和肩膀,然后举起手臂,那动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经洗手不干”,至少是“我对您无可奉告”(虽说我什么也没有问他)。“我知道莫雷尔去的次数一直很多,”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重提此事)。“人们认为他非常留恋过去,希望同我重归于好,”他补充道。他一方面显得在同圣日耳曼区的男人说“人们谈论得很多,说法国同德国进行的对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还说谈判甚至已经开始”时一样轻信,另一方面又显得是最无礼的拒绝都无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样,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来采取主动。”这种话也许不用说,事情太明显了。另外,这话也并不诚恳,正因为如此,德夏吕斯先生叫人十分为难,因为人们感到,他在说不能由他来采取主动这句话时,恰恰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并期待由我来提出和负责这种重归于好。
当然,我了解有些人的这种幼稚的或虚假的轻信,这些人喜爱某个人,或者只是得不到某个人的邀请,就把即使在令人厌烦的请求下此人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愿望强加给这个人。但是,听到德夏吕斯先生突然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些话,看到他那在眼睛深处犹豫不定的模糊目光,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要求。我当时并没有弄错,我将立即说出两个事实,来证明我过去的这种感觉(第二个事实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我提前许多年来讲此事。然而,他是在很久之后才去世的,我们将有好多次机会再见到他,他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将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当他完全忘掉莫雷尔的时候)。说到第一个事实,只是发生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至三年,那天晚上,我就这样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沿着环城路往下走。因此,大约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年,我遇到了莫雷尔。我马上想到德夏吕斯先生,想到他再次见到小提琴手会十分高兴,就再三请求莫雷尔去看他,即使去一次也好。“他过去对您好,”我对莫雷尔说,“他年纪已老,可能会去世,要消除老的纠纷,抹掉不和的痕迹。”对于希望缓和关系这点,莫雷尔看来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还是断然拒绝去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即使是一次也不去。“您这样做不对,”我对他说。“是因为固执、没空,是怀有敌意,出于不必要的自尊心,出于道德(您放心,它不会受到抨击),还是搭架子?”这时,小提琴手扭歪着脸,才说出看来使他极为难受的实话。只见他战粟地对我回答道:“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道德,我才不在乎呢;怀有敌意?恰恰相反,我已经开始可怜他了;不是搭架子,这无济于事;不是没空,有几天我整天无所事事。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这是,您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把这点告诉您可真是疯了。这是,这是……这是……因为害怕!”他说完就开始手脚发抖。我坦率地对他说,我对此不理解。“不,您别问我,咱们别再谈了,您不象我那样了解他,我可以说您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他会对您有什么损害呢?另外,既然你们之间不会再有怨恨,他就更加不会伤害您。再说您心里也清楚,他人很好。”——“当然喽!我知道他人真好!还有体贴和正直。不过您走吧,别再对我说了,我求求您,这说出来难为情,我害怕!”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把他留给我的几件纪念品和一封连套三个信封的信交给我,这封信至少是在他去世前十年写的。但是,他当时得了重病,就作了善后的安排,接着他恢复了健康,后来又陷入一种状况,我们将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那个下午聚会上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而这封信就同他准备遗赠给几位朋友的物品一起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在那里放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他完全忘掉了莫雷尔。信上的字体纤细而又雄健,信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