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语意即“青葡萄”。

对埃梅来说，我是一位理想的顾客，因为，当我每次招待这种特等的晚宴时，他都非常高兴，只听他对跑堂伙计喝道：“快来，备二十五号桌！”他甚至不说“备”，而说“给我备”，仿佛是他请客似的。又因饭店侍应部领班的语言与一般领班、副手、店员等人的语言不尽相同，我提出要算帐时，领班便反复挥动反手劝导，好象要安抚一匹怒不可遏的野马似的，对跑堂伙计说：“别太急了（去算帐），要心平气和，十分心平气和。”正当伙计带着这份帐单要走时，埃梅恐怕他的嘱咐得不到准确执行，便又把他叫回来：“等等，我要亲自去算帐。”我对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时，他便道：“我有这样的原则，就象俗套话里说的那样，不应该敲顾客的竹杠。”至于经理，他看我的客人衣着简朴，总是老一套，而且十分陈旧（假如他有办法的话，恐怕没有人比得上他那讲究华装丽服的穿戴艺术，简直可以同巴尔扎克笔下的风流人物相媲美），但经埋看在我的面上，远远地审视一番，看看是否一切准备停当，并使了一个眼色，叫人给不平的桌子腿下塞垫一小块木片。并不是他不会象别人那样亲自动手干，虽然他隐瞒他早先也是干过涮洗餐具的营生的。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一天，他亲自动手切火鸡。我正好出去了，但我知道他动起手来，怀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在离餐具柜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毕恭毕敬地站着一圈侍从伙计，他们围在那里，与其说是学习本领，倒不如说是做给人家看看，一个个赞叹不已，几乎都惊呆了。经理看着他们（同时，一个慢动作刺向供品的胁部，眼睛充满崇高的使命感，盯住伙计们不肯移开，非从他们脸上看出几分庄严的表情不可），但他们毫不领会。祭司竟然没发现我当时不在场。待他知道后，这使他很懊恼。“怎么，您没看到我亲自切火鸡？”我回答他说，时至今日，我还未能看到罗马，威尼斯，西埃纳，普拉多，德累斯顿博物馆，印第安人，《费德尔》中的撒拉，我知道顺从，并准备在我的单子上添上由他切火鸡这一项。用悲剧艺术（《费德尔》中的撒拉）作比喻，似乎是他唯一能理会的比方，因为我告诉他他方才知道，在大型演出的日子里，大戈克兰同意演艺徒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台上只有一句台词，甚至一句话也不说。“一回事，我为您感到遗憾。我什么时候再切一次？这可得遇上大事，遇上一场战争才有的事。”（确实遇到停战才又切了一次。）打这一天起，历法变了，人们这样计算：“那是我亲自切火鸡那天的第二天。”“那正好是经理新切火鸡八天以后。”就这样，这次火鸡解剖就成了与众不同历法的新纪元，好象是基督诞辰，或是伊斯兰教历纪元，但它却不具有公元或伊斯兰教历的外延，也不能与它们的经久实用相提并论。

德克雷西先生生活苦恼，既因为不再有高头大马，失去了美味佳肴，也因为只能与那些竟认为康布尔梅和盖尔芒特是一家的人们来往。当他发现我知道，勒格朗丹，此公现在自称勒格朗德梅塞格里斯，在那里没有任何种类的权利，加上他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德克雷西先生便产生了一种被感染的快乐。他的姐妹理解地对我说：“我兄弟能同您交谈，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自从他发现，竟然有人知道康布尔梅的平庸和盖尔芒特的高贵，发现大千世界为某人而存在，他才感到自己确实存在在人间，他就象这样一个人，全世界所有图书馆都烧为灰烬之后，在一个完全愚昧无知的种族高升之后，一个拉丁语学者听到有人为他念诵贺拉斯的诗句，便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要在生活中站稳脚跟。因此，他每次下火车，无不问我说：“我们的小聚会定在何时？”这可以说是食客的贪婪，也可以说是博学者的知味，因为他把巴尔贝克的聚餐看作是一次交谈的机会，所谈论的问题，对他来说简直如数家珍，而他又不能跟别的任何人谈，在这方面，我们的聚会与联盟俱乐部，珍本收藏协会定期的特别丰盛的晚宴有类似的地方。有关他自己的家族，他是很谦卑的，并不是德克雷西先生告诉我我才知道，他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是封有克雷西头衔的英国家族在法国的一脉相传的分支。当我知道他是地道的克雷西家族传人时，我就告诉他，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侄女嫁给一个名叫查理克雷西的美国人，并对他说，我想，他与他毫无关系。“毫无关系，”他对我说，“别的也一样——何况，尽管我家名气没有这样大——许多美国人叫蒙哥马利，贝里，钱多斯或卡贝尔，但却与彭布罗克，白金汉，埃塞克斯家族没有关系，或者与贝里公爵没有关系。”我几次都想告诉他，以便让他高兴高兴，我认识斯万夫人，她作为轻佻的女人，过去曾以奥黛特德克雷西之名而出了名；虽然阿朗松公爵对人家与他谈论埃米利安德阿朗松不会生气，但我感到我与德克雷西先生还没熟到可以随便开玩笑的程度。“他出身于一个很大的家族，”一天，德蒙絮方对我说。“他的姓是塞洛尔。”他补充道，他那屹立在安加维尔之上的老城堡，简直不能住人，并说，虽然当时富极一时，但现在已破败不堪、修不胜修了，可家族的古老铭言依然可见。我觉得这条铭言很美，当年实行这一铭言，兴许是适应巢居空谷的猛禽跃跃欲试的焦躁心理，早就该离巢鼓翅雄飞了，而今天实行这一铭言，也许是关注没落，在这居高临下的茫茫荒野的僻静之地，期待将至的死亡，的确，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这条铭言与“识时”塞洛尔的姓相映成趣，这条铭言是：勿识时①。

在埃尔默侬维尔站，有时候，德谢弗勒尼先生上车，布里肖告诉我说，象加布里埃尔大主教阁下一样，他的姓意思是“山羊集中之地”。他是康布尔梅家的亲戚，因为这个，而且错误评价了他们风雅，康布尔梅家才不时请他来费代纳，但只是在他们已经没有客人可以炫耀的时候。他一年到头生活在博索莱伊，德谢弗勒尼比康布尔梅一家子更土气。因此，他去巴黎过几星期，没有一天浪费掉，“要看的东西”太多了；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五花八门的节目走马灯似地在眼前晃过，往往弄得他有点头昏眼花，当人家问他是否看过某出戏时，他竟有时候连自己也没把握了。但这种糊涂并不多见，因为他认识巴黎的事物，带有巴黎稀客少见多怪的仔细。他常推荐我去看“新东西”（“这值得一看”），不过他只是从新鲜好看度良宵的观点才认为“新”的，而不懂从美学观点看问题，他根本看不出来，这些“新东西”往往在艺术史上的确可以构成“新东西”。这样，他无论谈论什么，老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他对我们说：“有一次，我们去喜剧院，但节目平平常常。它名叫《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②这没什么意思。贝里埃一向演得很好，但最好看他演别的戏。相反，在体育馆，人家演《领主夫人》。我们去看了两次；别错过机会，这值得一看；演得妙极了；您看得到弗雷法尔，玛丽马尼埃，小巴隆这样的演员。”他甚至向我列举一些我从来未曾听说过的演员姓名，他在演员名前也不加先生，夫人或小姐，不象盖尔芒特公爵那样称呼别人，盖尔芒特公爵总是以拿腔拿调的蔑视口气谈起“吉费特吉尔贝小姐的歌曲”和“钱戈先生的经历”。德谢弗勒尼先生可不用这种腔调，他说起戈纳里亚和德埃里，简直象他在谈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一般。因为在他心目中，对待演员就象对待巴黎的一切，贵族表现傲慢的欲望已被外省人显露亲热的欲望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