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与罗斯蒙德和希塞尔告别时，她们俩发现阿尔贝蒂娜还呆着，不随她们一起走，对此感到奇怪。“嗳，阿尔贝蒂娜，你还呆着干啥，你知道几点钟了？”“你们回去吧，”她以权威的口吻对她们说道，“我有事要跟他谈。”她一副乖顺的神态，指了指我，添上一句。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看了看我，陡然对我增添了一分新的敬意。我心里乐滋滋的，感到至少在这一刹那间，在罗斯蒙德和希塞尔眼里，较之回家的时刻，较之她的女友，我要重要得多，而且与她之间有着重大秘密，他人不得介入。“今晚我们就不见面了？”“我不知道，这要看看今晚的情况。反正明天可以见。”“上我房间去吧。”等她女友走远，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们进了电梯；她在电梯司机面前一直沉默不语。“雇员们”（电梯司机就这么称呼仆人）为了了解主子们，了解这些只顾自己交谈，从不与下人啰嗦的怪人的闲事，不得不依靠自己察言观色，演绎推理，慢慢养成了习惯，从而大大发展了他们的预见能力，为“老板们”所不及。人体器官往往根据人们对它们扩大或缩小的需要，或萎缩，或增强。自从有了铁道之后，免误火车的必要性使我们学会了重视每一分钟，而在古罗马时代，不仅天文知识很粗浅，而且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人们不仅没有分的概念，甚至连固定的时的概念也不明确。因此，电梯司机看透了我们的心理，并准备讲给他的同事们听，说阿尔贝蒂娜和我忧心忡忡。可是，电梯司机却跟我们唠叨个不停，实在不知分寸。不过，我发现他脸上平时为我开电梯时显露的那种友好、欢乐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极为沮丧，惶惶不安的神态。我不知个中原因，尽管我更挂虑着阿尔贝蒂娜，可为了给他排忧解愁，我告诉他刚刚走的那位夫人叫康布尔梅侯爵夫人，而不是叫卡芒贝尔。这时，在我们正经过的楼层走廊上，我看见一位丑陋的女服务员，扛着一个长枕头，毕恭毕敬地向我致意，希望我行前施点小费。我真想弄个清楚，初次抵达巴尔贝克的那个夜晚，我万分渴望得到的是否就是她，可怎么也无法肯定。电梯司机带着伪证人大多少不了的那种真诚的语气，向我发誓，那位侯爵夫人让他通报的就是卡芒贝尔这个姓，可脸上那副绝望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说实在的，他先入为主，听见的是他早已知道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事。再说，有许多人，即使不是电梯司机，对贵族身份以及藉以形成爵位的名称的性质认识模糊，似懂非懂，那么在他看来，卡芒贝尔这一姓氏是很有可能的，况且卡芒贝尔干酪举世闻名，借如此荣耀之声誉，赐侯爵爵位一个名称，这不足为怪，除非相反，是侯爵爵位的荣光使这一干酪得以名扬天下。不过，他见我不愿表示是自己错了，而且也深知主人即使为最微不足道的事一时心血来潮，也喜欢下人唯命是从，即使说的通篇是显而易见的谎言，也喜欢别人接受，于是，他象个忠实的仆人，答应我从此之后一定称呼康布尔梅。确实，无论在城内还是市郊，康布尔梅其人其名无人知，任何一个城里的店主或郊区的农夫都绝对不可能犯电梯司机这种错误。可是，巴尔贝克大旅馆的服务人员没有一个是当地人。他们连同旅店的一切设施，统统来自比亚里茨、尼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这些地方的人兵分三路，一路去了多维尔，另一路到了迪纳尔，剩下的一路来到了巴尔贝克。

但是，电梯司机焦躁不安的痛苦心情有增无减。平常，他总是满脸堆笑，对我显得忠心耿耿，可现在他连这也给忘了，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也许他被“派走”了。倘若果真如此，我答应一定设法让他留下做事，关于旅馆的人员问题，经理曾许诺在先，不管我有什么决定，他都照办不误。“您愿意怎么办，都随您的意，我事先认可了。”我刚步出电梯，才猛然醒悟到电梯司机为何一副绝望而又凉愕的神情。原来是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场，我平常上电梯时都自然而然施给她一百个苏，可这次却没有给。这个傻瓜，他非但没有明白我是不愿当着第三者的面施予小费，反而认为这下算是彻底完了，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施舍他任何东西了，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他想象我已经落到了“手头拮据”（象盖尔芒特公爵所说的那样）的地步，可如此设想远远没有激起他对我的任何恻隐之心，反而陡生了一种可怕的自私的失望心理。我暗中思忖，我并不象母亲认为的那么不理智，记得有一天，面对对方那种焦躁不安的等待心情，我不敢不又掏出一份过高的小费，就在前一天，我还过分地施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纤毫的疑心，总把平常那种欢快的神情欣然视为忠诚的表示，如今在我看来，赋予如此意义，显然是自己辨别力不怎么可靠。眼看电梯司机就要在绝望之中准备投下五楼，看他那副样子，我们心自问，如果爆发一场革命，我们的社会地位相互起了变化，电梯司机摇身一变成了资产者，不要说客客气气为我开电梯，只要不把我从电梯上推下去，就算万幸了；我心里揣摩，在某些平民百姓阶层，是否比上流社会还更伪善，确实，在上流社会，我们一旦不在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但要是我们真成了落难之人，还不至于再凌辱我们吧。

但是，万万不能据此断言，在巴尔贝克大旅馆，最计较个人得失的是电梯司机。就这点而言，服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对顾客有所区分的人，相比之下，他们对一位年迈的贵族老爷（他竟能避开他们二十八天，把他们推给德博特雷耶将军）合情合理施予的小费更为感激，而对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随意的慷慨赠予却不以为然，因为阔佬的这等举动正好暴露出一种失礼，只是当着阔佬的面，他们才道谢称善而已。而另一类人，在他们眼里，什么贵族身份，聪明才智，什么名望地位，风度举止，全都不存在，看得见的仅是数目的大小。对后一类人来说，唯有一个等级，这就是拥有多少金钱，或干脆能给多少。尽管埃梅自诩具备丰富的社交常识，因为他在很多旅馆当过差，但也许他本人就属于这后一类。比如谈起卢森堡公主，他会这样发问：“这玩艺儿里钱多吗？”（打这个问号，为的是了解清楚或彻底查核他所获悉的内情，以便决定给某某顾客提供一位巴黎“高厨”，或保证安排一张处在进口左侧的雅座，可尽览巴尔贝克海景）进行类似的掂量时，他至多附上一种社会性的色彩，象是在了解对方家族的老底。尽管如此，虽然内心在斤斤计较，但他表面上却没有纤毫的显露，不象电梯司机那样愚笨，一脸绝望的神色。说来，电梯司机如此幼稚，也许事情还更简单些呢。一座大旅店，类似过去拉谢尔所在的妓院，其方便之处就在于无需借助任何中间人，尽管某位男雇员或哪位女服务员一直绷着冷冰冰的脸，但只要看见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一千法郎当然更好，哪怕这一次是施予他人，也准会笑逐颜开，主动效劳。恰恰相反，在政治领域，或在情人的相互关系中，在金钱与顺从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堂。其名堂之多，致使那些说到底总是见钱眼开的小人却往往难以沿着通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路线发展，而是自以为更微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说，类似“我知道我还该做些什么，明天呀，就该到太平间找我去了”这种谈话，并不失礼貌，而且听得也清楚。正因为如此，在礼仪周全的上流社会，很少遇到小说家、诗人和所有那些不该说的却偏偏要说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