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是分析罪犯在犯罪的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不错，您坚持说，犯罪经常是与疾病同时发生的。非常，非常新奇，不过……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倒不是您论文中的这一部分，而是在文章结尾提出的一种观点，可惜，对这一点您只是模模糊糊地作了一些暗示……总之，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文章作了某种暗示，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不是能够，而是有充分的权利胡作非为和犯罪，似乎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拉斯科利尼科夫冷笑了一声，因为对他的观点竟这样夸张地故意予以曲解了。

“怎么？这是什么意思？犯罪的权利？不过不是由于‘环境所迫’吧？”拉祖米欣甚至有点儿惊恐地问。

“不，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波尔菲里回答。“问题在于，在他那篇论文里，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听话，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您要知道，他们是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却有权犯各式各样的罪，有权任意违法，为非作歹，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如果我没误解的话，您的意思好像就是这样吧？”

“怎么能这样呢？这决不可能！”拉祖米欣困惑不解地含糊不清地说。

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冷笑了一声。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想促使他做什么；他记得自己的文章。他决定接受挑战。

“我的文章里不完全是这样讲的。”他简单而谦逊地说。

“不过，说实在的，您几乎是忠实地叙述了我的论点，也可以说，甚至完全忠实……（他似乎乐于承认，完全忠实。）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我根本没有像您所说的那样，坚持说，不平凡的人一定、而且必须经常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我甚至认为，报刊上根本就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只不过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也就是说，并不是官方给予的正式权利，而是自己有权允许自己越过自己的良心这道障碍……越过其他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必须这么做的情况之下。您说，我的文章说得不清楚；我愿意尽可能给您解释清楚。我认为，您好像希望我这样做，也许我并没猜错吧；那么请您听着。照我看，如果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开普勒①和牛顿的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世人所知，除非牺牲一个、十个、百个、甚至更多妨碍或阻碍这一发现的人的生命，那么为了让全人类都能知道自己的发现，牛顿就有权，甚至必须……消灭这十个或一百个人。不过，绝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牛顿有权任意杀人，或者每天在市场上偷窃。我记得，我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对此加以发挥，说所有……嗯，例如，即使是那些立法者和人类社会的创始人，从远古时代的，到后来的莱喀古士②、梭伦③穆罕默德④、拿破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罪人；单单由于这一点，他们就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制订了新法律，从而破坏了社会公认、神圣不可侵犯的、由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而且，当然啦，如果流血（有时是为维护古代法律英勇献身而流的完全无辜的血）能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决不会在鲜血前止步。甚至令人奇怪的是，绝大部分这些人类的恩人和创始人都是特别可怕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总而言之，我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人，不仅是那些伟大的，就连那些稍稍越出常轨的人，也就是说，就连那些稍微能提出点儿什么新见解来的人，就其天性来说，必然是罪人，——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然，他们就难以越出常轨；而让他们循规蹈距，不越雷池一步，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又是由于他们的天性，而照我看，他们甚至有责任不同意。总而言之，您可以看出，到此为止，我的观点中并没有任何特别新鲜的东西。这些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上千次，人们也看过上千遍了。至于说到我把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那么我同意，这样划分有点儿武断，不过我并没有坚持说，这两类人各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我只是相信自己的主要观点。这观点就是：按照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当然，这样的分类，可以无尽止地划分下去，但是区分这两类人的界线却相当明显：第一类，也就是那些材料，就其天性来说，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距，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照我看，他们有义务驯服听话，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却都会违法，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多区别；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要求为了更好的未来，破坏现有的东西。但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需要跨过尸体，需要流血，那么在他内心里，凭他的良心，照我看，他可能允许自己不惜流血，——不过这要看他思想的性质和规模而定，——这一点请您注意。仅仅是就这个意义来说，我才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到了他们犯罪的权利。（请您记住，我们是从法律问题谈起的。）不过用不着有过多的担心：群众几乎永远不承认他们有这种权利，总是会处决或绞死他们（或多或少地），而且这也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也就完成了他们保守的使命，然而到了以后几代，这样的群众又把那些被处死的人捧得很高，把他们供奉起来，向他们顶礼膜拜（或多或少地）。第一类人永远是当代的主人，第二类却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全世界，增加人的数量；第二类人则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这一类人，还是那一类人，都有完全同等的生存权利。总之，我认为他们都有同等的权利，而且——vivelaguerreternelle⑤，——当然啦，直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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