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赫伯特和我作了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之后，我就怀着满腔的热情与信心，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而且要趁热打铁，刨根问底。我得去看一下贾格斯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事实的真情。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埃斯苔娜的缘故，还是为了那个我极其关心并要进行保护的人，想让他也了解这么长时间以来和她有关的罗曼蒂克的迷团，我也不知道。也许第二种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吧。

当时我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当夜就想要到吉拉德街去。赫伯特劝我说，要是我这般着急地去，我就可能病上加病，身心交瘁，何况那个逃犯的安全都要依靠我，我只有耐心行事，不能急躁。我明白其道理之后，他又反复地对我说，不管怎样，明天我再去贾格斯先生那里也不晚。我这才收心，保持心中的平静，一方面由他为我疗伤，另一方面安心地待在家中。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出发，在吉尔茨普街和史密斯菲广场的拐角处分了手，他向城里走去，我则转向小不列颠街。

贾格斯先生和温米克先生每隔一个阶段就要对律师事务所里的账目进行一次清理，核对各种单据，把账目整理清楚。每逢结账时期，温米克便带着账簿和票据到贾格斯先生的办公室里去，同时楼上的办事员中就有一个下来，坐在外间办公室里办公。这天早晨我看到楼上的一位办事员坐在温米克的座位上，便知道他们在结账。贾格斯先生和温米克在一起，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这也可以让温米克听一听我和贾格斯先生的谈话，而且我的话一句都不会连累到他。

我的胳膊上吊了绷带，大衣松松地披在肩头，就是这样，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虽然昨天我一抵达伦敦，便寄给贾格斯先生一封短信，告诉了他发生的这次事故，但现在我得向他详详细细叙述始末。这样的描述倒使我们的谈话既不干巴巴，又不那么生硬，更不像以前那样每句话都要有凭证。在我叙述这次事故时，贾格斯先生还是老习惯，站在壁炉之前听我讲。温米克则背靠在椅子上，瞪着我，双手插在他的裤袋中，一支笔横插在他那张邮筒式的嘴巴之中。那两个蛮横的头像在我心里老是想插手事务所的事，现在也似乎满脸火气一般，在考虑着现在他们是否闻到了火的味道呢。

我的叙述完了，他们的问题也提完了，我这才把郝维仙小姐那个凭证交给他们，领取给赫伯特的九百英镑。在我把象牙簿递给贾格斯先生时，他的双眼又向深眼窝中缩进去了一些，但他立刻就把簿子递给了温米克，让温米克开支票让他签字。温米克在开支票时，我看着他写，而贾格斯先生也看着我。他脚登擦得很亮的皮靴子，抖动着双腿，同时保持着自己的平衡。“皮普，真遗憾，”他在支票上签好字后递给我，我把支票放进我的口袋，这时他说道，“我们没有为你做些什么。”

我答道：“郝维仙小姐也善意地问过我，她是不是也帮我点什么，我感谢她的好意，说不用了。”

“每个人应当了解自己的事情。”贾格斯先生说道，同时我看到温米克的嘴唇形成了“动产”的字样。

“假如我是你，我就不会对她说‘不’这个字，”贾格斯先生说道，“不过，每个人都最了解自己的事。”

温米克带了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道：“每个人最休戚相关的事就是‘动产’。

我想现在是该提出问题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一直深藏在我的内心，于是我对着贾格斯先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