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梓　译

语言学家哈斯克尔第一个出席这次聚会，他专攻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文学。说来他获得教授头衔也不过就是上个月的事，现今却已蓄起长发，口叼烟斗，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副傲视古今的气派，以试图和他的身份相称。他忙着吧哒吧哒地吞云吐雾，并问道：“哈罗，费尔伯格，我来得不嫌太早一点吗？”

“你正好准时，”主人回答说，“倒是其余人不知怎么会迟到，想来也该来了。”

费尔伯格帮客人脱下外衣，又问：“想喝些什么？”

“请来点爱尔兰酒，稍许冲淡些，别加冰块，教授。”哈斯克尔回答说，一面还在笨拙地学抽烟斗。

德高望重的马尔库斯费尔伯格孤身一人，他年逾古稀，早已离开了物理教学，比哈斯克尔整整大了三十岁，所以对哈斯克尔的举止倒是见怪不怪。

“请坐，我这就来准备。”

其余的客人很快就来了。韦斯，作曲家，住得不太远。格莱涅尔是历史学家，还有坦普尔则是艺术家，但他聋得几乎什么也听不见。除哈斯克尔外，这些人虽然全在从事教学活动，却都没有那股学术味儿。坦普尔倒象是个小刀手，加上他的手指不知为何被弄得红红的，越发增强了这种印象。韦斯颇象是滑稽演员，而格莱涅尔看上去永远是个对现状不满的唠叨者，事实上他也的确如此。他们大家去年都曾出席过费尔伯格妻子杰玛的葬礼。

“还有谁要来？”坦普尔问，他为自己斟上杯啤酒。

“只有迈克神父了。”费尔伯格答说。

“比尔迈克？”韦斯惊嚷道，“我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没见他面啦，他还欠我五块钱呐！对不起，我喝威士忌，马尔库斯。”

迈克神父在两分钟后驾到，他过分拘泥地道了歉并声明只喝杜松子酒。然后脸色甚为难看地数出五元钱递给得意洋洋的韦斯：

“这次打赌算你赢了，老海盗。那曲子的确是肖邦作的，我查阅过乐谱。把这点臭钱拿去，总有一天你会漏出马脚，记住我的话！”

然后神父转向费尔伯格问道：“今天干什么，马尔库斯？怎么把我们都请到一块来？”

“要你们来是为了做个见证，”费尔伯格答说，“你们将参加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是你要的酒，迈克神父。现在，朋友们，请跟我来好吗？”

费尔伯格的客人们带着饮料鱼贯跟着主人走下狭窄的扶梯，进了被改装成工作间的地下室。费尔伯格顺手打开电门，在一个很大的蒙着罩布的半圆形物体前面端放着几张椅子。

迈克神父问：“这是什么玩艺，难道是棺材？”

“还是竖式钢琴？”韦斯又补上了一句。

费尔伯格对作曲家微微一笑：“你差点就说中了，先请坐下吧。”

以后，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蒙着罩布物体后面的墙上，那里巧夺天工地镶嵌着一块屏幕，倒象是投影电视。

格莱涅尔咕噜说：

“我希望，你把我们弄到这儿不仅是为了看电视吧？”

“这不是电视机，”费尔伯格安慰他说，“我当然也利用了阴极示波原理，但也就仅仅如此而已。　”

“我已急不可耐了。”哈斯克尔抱怨说。

费尔伯格站在屏幕前面，以多年讲课的腔调，侃侃而谈：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所看见的东西，”他向屏幕转过身去，“乃是苦心钻研十余年的成果……”

“对不起，马尔库斯，”坦普尔打断他说，“你最后所说的话我听不清楚，你是背对着我讲的。”

费尔伯格把脸转回来，一字一句以便让耳聋的艺术家看清他的口型：“我说，在你们面前乃是一件苦心钻研达十余年之久的成果。其代价不仅在于花了大量时间走了弯路——这只证明某些美丽的设想，在固执的事实面前必然要破灭；也不仅在于研究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失败，还在于我的老伴杰玛已不能和我分享成功的欢乐，按照她卓越的贡献，她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是这个伟大成果的发明人之一，我们都为她的意外死亡而沉痛万分。”

他被不自觉的回忆所俘获，嗫嚅了好一阵子，才把罩布掀去，并说：“这就是费尔伯格的光线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