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

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仑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

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枯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

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

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没呆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象觉得泄露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面的天空，不是被闪电划破，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人默不做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又点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工作；有些人说来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时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的化身。

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