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演员保罗说，“如果他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其他人又怎么会得知他们见过绿手呢？我是说，他们也可能是看到了别的东西。”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问这些，现在他向我指出来这一点，的确有些问题。

“也许他们写了点什么吧，”我试探着说，不太自信。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一阵，然后一致同意绿手这个鬼故事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保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他朋友的真实故事，他遇到一个搭便车的旅行者，送她到了她说是自己家的地方，第二天他又去那儿的时候，发现那实际上是片墓地。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马丁说他有个朋友不只是遇到过一样的事，而且，因为那个搭便车的女孩子看起来冷得要命，他朋友便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第二天早晨，在墓地里，他在她坟前找到了自己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

马丁又去要了另外一杯酒。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女鬼都整晚在郊外四处飘荡，然后搭便车回家，马蒂说没准这些年搭便车的往往是些鬼，活人反倒成了例外。

于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想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它确是真事——不是朋友遇到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鬼故事。也许算不上。”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事，唯独忘不掉那一晚，也忘不掉那晚结束的情景。

这就是那晚在戴奥真尼斯俱乐部讲的故事。

当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九岁吧，反正差不离，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进那所学校还不到一年——不过已经足以让我讨厌学校的拥有者，她买下那所学校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它关掉，再把它所占的黄金地段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在我离校后不久她就这么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年多吧——学校关门之后直到它被拆掉重建成写字楼之前，那栋建筑物都空着。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喜欢窜到那种地方去偷点东西，在它就要被拆掉的前一天，出于好奇心，我又回去了一次。我费尽周折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爬了进去，穿过空荡荡的教室，空气中还飘荡着粉笔灰的味道。那次去我只拿走了一样东西，一幅我在美术课上完成的画，画着一座小房子，门上有一个红色的门环，那铺首看起来就像恶魔或是鬼一样的东西。画挂在墙上，上头有我的签名。我把它带回了家。

学校还开办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走着回家，穿过城镇，走过一条阴暗的横切过砂岩地质的小山的道路，路边的林木枝繁叶茂，再经过一座废弃的门房。然后阳光又会透出来，路又蜿蜒过片片田野，最后我就到家了。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房子和庄园，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颤巍巍空荡荡地立着，等着推土机来把它们和着摇摇欲坠的地基一起铲平，再建成平淡无奇的风景，一栋栋大同小异的精品现代家宅密密匝匝地排在路旁，沿着路一直通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在我的记忆中，回家路上遇到的其他孩子都总是男孩儿。我们之间互不认识，交流起信息来就像是被占区的游击队。我们怕的只是大人们，彼此间根本不怕。三三两两地或是成群结队地跑到一起的孩子们也不见得互相认识。

我记起的那一天，当我正从学校走回家时，在路上阴影最深的地方遇见了三个男孩子。他们正在废弃的门房前边的沟渠、篱笆和杂草蔓生的地方寻找着什么。他们都比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