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种倾向贯穿在全部散文诗中，直到最后。

②菩达迪瓦波斯对泰戈尔的散文诗极为赞赏，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批评家，他称“散文之歌”是泰戈尔创造性才能的又一表现。

然而，虽然诗人作出种种辩护，虽然他决定移植诗歌，但他好像难以把握自己，诗人的整个尝试，正因为这种举棋不定而受到损害，最终偃旗息鼓。这些带有情绪性和目的性的纷乱的辩护词，以及诗人对新的手法的热衷都是些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的艺术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新的目的不时地表露出来，可是，诗人的辩护性倾向却模糊了诗歌以及这种变化的实质，诗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变化作出逻辑上的关注。总之，诗歌没有必要与逻辑上的陈述发生关系。通常，变化是悄然而至的，或者说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部分。用诗进行辩论——这种次等的哲理诗，并非是泰戈尔所擅长的。诗人引入了这种人为的逻辑，其结果仅仅是孕育出了几首不能令人信服的诗作。当泰戈尔忘记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为自己的辩护才是最雄辩的。

人们感到泰戈尔是在一个相当疲倦的时期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在这个时期，他的灵感日趋枯竭；而且在新的经验或观念的压力下，他还来不及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表达方法。然而，泰戈尔并没有竭尽全力使散文诗的形式臻于完善，诗人让许多杂乱的东西进入了诗歌之中。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所引用的斯里库马巴奈奇（Srikumar　Banerji）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泰戈尔似乎不怎么关心把素材放到适当的形式之中。（《边沿集》极其尖锐而且成功地讽刺了所有关于散文诗的喧闹！）泰戈尔，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所提出的倡导散文的论点，听起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泰戈尔的热情的评论者们，在泰戈尔对散文诗的热情中洞见了衰弱的症状，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些散文诗也圆满地完成了某些目的，比如，它们使得泰戈尔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了杰出的评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可是第一次。至少，这些散文诗表示了诗人对自己的早期手法日益不满。这种新的手法，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方法不可能企及的“静物”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既亲切又超然的风味。正是由于他对散文的执着，才使得他竭力去维护散文。泰戈尔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过去的艺术并非属于人民，现在他希望唱出人民那悲伤而无语的曲子，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以为散文是唯一的出路——诗人的错误也正在这里。泰戈尔对口语的利用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利用的口语是经过多年的文化沉淀而来的口语，其精深微妙是穷人们难以理解的，虽然他眼下希望成为穷人们的喉舌。他还大胆地从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吸取养分，比如鲍勒人①的艺术传统。然而泰戈尔对这些传统的吸收似乎都是法乎其上的。就使用左派的措词而言，泰戈尔也没有“贬低”自己。虽然他自己不断追求，但他还是不可能变得普通起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诗人或者无产阶级诗人。他的言语和情感与他们不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他他们那样生活过。有些局限，最好还是接受，而不该与之搏斗。从许多方面来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后来他从这条胡同中出来了。散文诗的尝试以希望开始，以叹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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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非象牙海岸地区的一个民族，以木刻艺术著称。——译者注。

无可否认，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诗歌比诗人以前的作品要朴实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料想，这是一种艰难的朴实，这是一种极其精美的朴实；现在，这种朴实甚至干脆否定了韵文的“镣铐”，这种诗看上去不像诗歌（它也不在乎）。泰戈尔散文诗中那外在的朴实风格，像他过去写的东西一样有人工的痕迹，诗人所选择的有些题材，虽然来自日常生活，但这些题材的处理却留下了他自己的个性。从散文来理解诗，那么需要读者受过一定的训练。不管这些散文诗对诗人还起了其他什么作用，它们却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人民的诗人。

何为新时代，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一个诗人如何才能与时代息息相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是棘手的，“包容性意识”（in－clusive　awareness）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可是当我们试图说明这种意识时，我们会发现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泰戈尔虽然怀着迫切的社会同情心，但他希望更加接近普通人民的理想竟然会落空，这并不令人惊讶，而且这也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与此时、现在和地方性进行调和，是违背泰戈尔的本性的。他用了两种极其具有特色的方法，来摆脱现在和具体事物的束缚，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生活在记忆和回忆往事之中来实现；第二种摆脱的方法，是通过幻想和想象，到达某个理想的乐土来实现的（见《再次集》中《银叶树》第二节。）泰戈尔偏爱仙境，浪漫的事迹，以及“仙境的号角若隐若现地吹响”。泰戈尔是个“浪漫主义者”①，他后来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应当忘记的是，泰戈尔与《奥义书》的诗人们有着渊源上的联系，他的思想基础并非是现代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那些成功的与平常的诗作中时时有所表现。他虽然作了种种调整，创造了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别人的帮助远远多于对他自己的帮助），但他并没有牺牲自己最本质的东西。他是孟加拉语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孟加拉思想的一个奠基者；把他当作一个无根的叛逆者，或者欧洲新潮诗歌的模仿者，这样的桂冠对他是不合适的。也许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