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上楼，看门的敲敲她小屋门上的玻璃，我站停了，她走出屋来。她拿着几封信和一份电报。“这是你的邮件。有位夫人曾经来看过你。”

“她有没有留下名片？”“没有。她是和一位先生一起来的。她就是昨晚来的那位。我到头来发现，她非常好。”“她是和我的朋友一起来的？”

“我不认识。他从没到这儿来过。他是个大块头。个头非常非常大。她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昨儿晚上，她可能有点儿——”她把头支在一只手上，上下摇晃着。“老实告诉你吧，巴恩斯先生。昨儿晚上我觉得她不怎么gentille。昨儿晚上给我的印象可不这样。可是你听我说呀。她实在是trestresgentille。她出身高贵。看得出来。”

“他们可曾留下什么口信？”

“他们说过一个钟头再来。”

“来了就让他们上楼。”“是，巴恩斯先生。再说那位夫人，那位夫人看来不一般。也许有点古怪，但是位高贵人物！”这着门的来此之前在巴黎赛马场开一家小酒店。她的营生要靠场子里的大众，但是她却打眼梢上留神着过磅处周围的上流人士，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我的客人里面，哪些非常有教养，哪些是出身于望门贵族，哪些是运动家——最后这个词用法语的读法，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问题在我的来客如果不属于这三类人物，那就麻烦了，她很可能会对人家说，巴恩斯家没人。我有个画画的朋友，长得面黄肌瘦，在杜齐纳太太看来，显然既不富有教养，不是出身名门，也不是运动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可以给他弄张入门证，好让他偶尔在晚上来看看我。

我一面上楼，一面心里纳闷：勃莱特是怎么把看门的笼络住的。电报是比尔.戈顿打来的，说他乘“法兰西号”即将到达。我把邮件放在桌上，回进卧室，脱下衣服洗了个淋浴。我正在擦身，听见门铃响了。我穿上浴衣，趿上拖鞋去开门。是勃莱特。她身后站着伯爵。他拿着一大束玫瑰花。

“嗨，亲爱的，”勃莱特说。“允许我们进屋吗？”

“请进。刚才我正在洗澡。”

“你真是好福气。还洗澡。”

“只是冲一冲。坐吧，米比波普勒斯伯爵。你想喝点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鲜花，先生，”伯爵说，“我且冒昧送你几朵玫瑰花。”

“来，把花给我。”勃莱特接过花束。“给我在这里面灌上点水，杰克。”我到厨房把大瓦罐灌满了水，勃莱特把花插在里面，放在餐桌的中央。

“啊呀，我们玩了整整一天。”

“你是不是把我们在‘克里荣’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啦？”

“不记得了。我们有约会？我准是喝糊涂了。”

“你喝得相当醉了，亲爱的，”伯爵说。

“是吗？这位伯爵可绝对是个慷慨可靠的好人。”

“你现在已经赢得了看门女人的欢心。”

“那当然罗。我给了她两百法郎。”

“别尽干傻事。”

“是他的，”她朝伯爵点了点头说。

“我想我们应该给她一点，因为昨夜打扰她了。实在时间太晚了。”

“他真了不起，”勃莱特说。“过去的事通通记得。”

“你也一样，亲爱的。”

“想想看，”勃莱特说。“谁愿意伤那个脑筋？喂，杰克，我们可以来一杯吗？”

“你拿吧，我进去穿衣服。你知道放在哪儿。”

“当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