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达尔内惊诧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叫德伐日，在圣安托万区开酒店。你也许听说过我吧？”

“我的妻子就是到你家去接他父亲的，是么？”

“妻子”一词好像提醒了德伐日什么不愉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以法兰西的新生儿、锋利的断头台小姐的名义说话，你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来的？”

“我一分钟以前作了回答，你是听见的。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么？”

“是对你很不利的真话，”德伐日皱紧了眉头，眼睛笔直望着前面说。

“在这儿我的确给弄糊涂了。这儿的一切我都从来没见过。变化很大，很突然，很不公正，我完全给弄糊涂了。你能帮帮我的忙么？”

“不行，”德伐日说，总是笔直望着前面。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么？”

“也许能，但得看是什么问题。说吧！”

“在我被这样冤枉送进去的监狱里，我能跟外面自由通信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

“不会不让我申诉就预先定罪把我埋葬在那儿吧？”

“你以后就知道了。可那又怎么样？以前别人不也同样在更恶劣的监狱里被埋葬过么？”

“可并不是我埋葬的，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只阴沉地看了他一眼作为回答，然后便坚持沉默，继续往前走。他像这样陷入沉默越深，要他略微软化的希望便越少一—也许那是达尔内的想法。因此他赶快说：

“我必须通知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绅士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已经被投入拉福斯监狱。不加评论。这事对我极为重要，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公民。你能设法办到么？”

“我不能替你办任何事，”德伐日固执地回答，“我只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尽义务，我发过誓要为他们工作，反对你们。我不愿意为你办事。”

查尔斯达尔内感到再恳求他己是枉然，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他们默默地走着，他不能不感到老百姓对押着囚犯在街上走已经习以为常，连孩子们也几乎没注意他。几个过路人转过脑袋看了看；几个人向他摇晃指头，表示他是贵族。衣着考究的人进监狱，已不比穿着工装的工人上工厂更为罕见了。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狭窄、黑暗和肮脏的街道上，有一个激动的演说家站在板凳上向激动的听众讲述国王和王族对人民犯下的罪恶。他从那人嘴里听到的几句话里第一次知道了国王已被软禁，各国使节已离开巴黎——除了在波维之外，他在路上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护卫队和普遍的警惕把他完全孤立了。

他现在当然知道自己所陷入的危险要比他离开英国时严重得多，也当然知道周围的危险正在迅速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不能不承认当初若能作几天预测，他也许便不会来了。其实他从刚才的情况推测所产生的担心还远不如后来的实情那么严重。前途虽然险恶，毕竟还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还糊里糊涂抱着希望。只等时针再转上几圈，那历时几天儿夜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将给收获季节涂上了一个巨大的血印。那才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呢，有如十万年前的事一样。对那“新生的锋利的女儿断头台”他还几乎连名字也不知道，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那马上就要出现的恐怖活动也许连后来参预的人也还难以想象。温和的心灵即使作最阴暗的估计，也很难猜想出那样的局面。

他很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痛苦，会跟妻女惨痛分离，甚至认为那已无法避免。可是更进一步他却再无明显的畏惧。他就是怀着这样难堪的不安来到了拉福斯监狱，进入了阴森的监狱大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