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囚犯的证件在哪儿？”卫兵叫来的一个神色坚毅的负责人间。

查尔斯达尔内听到“囚犯”这个难听的字眼当然不高兴，便请求对方注意他是法国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为时局动荡被人硬派绘了保卫人员的，而且为此付了费。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根本没听他说的话，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看加伯尔的信，表现出几分惊诧和意外，仔细地打量了达尔内一会几。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提心吊胆地望了望四周，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十分困难，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因此人们通过路障十分缓慢。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步来走去。他们无论男女，都一律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卫队打开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掉转马头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走进了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种种中间状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暖昧状态。办公桌上公开放着表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负责着这一切。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同时拿起一张纸准备书写。“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是他。”

“你几岁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我们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监狱。”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你们凭什么法律关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抬起头来望了望。

“你离开法国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标准。”他严峻地笑了笑，继续写下去。

“我请你注意，我是自觉到这儿来的，是应一个同胞的书面请求来的，那封信就在你面前。我只要求给我机会办事，不能耽误。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么？”

“外逃分子没有权利可言，埃佛瑞蒙德。”回答是麻木的。军官写完公文，重读了一遍，撒上沙吸了墨水，递给了德伐日，上面写着“密号”。

德伐日用公文对囚犯招了招手，要他跟着走。囚犯服从了，两个武装的爱国者形成一支卫队跟了上去。

“跟曼内特医生的女儿结婚的，”他们走下警卫室台阶往巴黎城方向走去，德伐日低声问道，“就是你么？那医生原来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