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