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我的执照。”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就行了。”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是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经常地、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的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而托马斯缺乏这种训练。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象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么告诉我，大夫，你真的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挖掉自己

的眼睛吗？你，一位给那么多人赐予过健康的人，会这么认为吗？”

“太荒谬了！”托马斯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听起来似乎非常难受。

“我写了共产党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你不会谈到它的，登出来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些。”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