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问一下，”他继续说，回到他的椅子上，“这位查伦杰教授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是啊，我也没见过。说来好笑，我们两个得盲人瞎马地跟着这个我们不了解的人干了。他科学界的同行好象很不喜欢他。你怎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呢？”

我简单告诉他那天早晨我的冒险经过，他注意地听着。而后他拿来一幅南美的地图，铺在桌子上。

“我相信他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认真地说。“南美是个我喜爱并且了解的地方。人们还不了解它，也不清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曾经走遍了南美各处，在那些地方呆了两个旱季。当我到了那里，我听说过同类的谈论——印第安人的传说。现在，看这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或者在这个角落里，三个国家接壤的地方，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该有点新的、奇妙的事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该是那种发现它的人呢？而且，”他补充说，他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芒，“每一步都有体育竞赛的风险。而体育竞赛的风险，小伙子，是生存的精华。有了它，才有活下去的价值。我们都有点太软，太迟钝，过于舒适，我尝试过战争、赛马和开飞机，而这次看起来象恶梦似的围猎却是一种新的感受。”展望未来，他微笑了，也许关于这位新相识我说得太多了，但他将是我日后长期的伙伴，所以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对他加意地描写。包括他古怪的语言和思想。

因为我要写篇会议的报道，我们分手了。离开他时，我想到等待我们的冒险，我望着他微笑了。

那晚上，虽然经过当天奇异的遭遇而非常疲倦，但我仍然很晚地坐在新闻编辑麦卡德尔面前，给他解释整个的局面。他认为这太重要了，应该给总管乔治博蒙特爵士谈谈。我们商定，对我的冒险我要以信的形式写回来给麦卡德尔，进行充分的报道。这些信件，将按查伦杰教授的意愿，在它们到达后立即或日后发表。由于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条件是什么，第二天打电话问他。电话里我们听到他把报界骂了一通，最后的意见是，他将在我们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示。第二次电话里回答我们的是他妻子的纤细的声音。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大发雷霆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什么把事情搞得更坏。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试了第三次，我们听到电话里吓人的噼啪一声，我们明白查伦杰教授把听筒摔碎了。

现在，我耐心的读者，我再不能跟你们直接地交谈了。从现在起（真的，我的任何继续叙述会不会到达你们那里），只有通过我代表的报纸了。我在邮船法朗西斯卡的客厅里正在写的这篇报道，将由领港员带回去交给麦卡德尔先生，报道将留在编辑的手里。在闺上笔记本以前，让我画出最后的一幅景象吧。这是晚春一个潮湿的下着雾的早晨，落着细细的、冷冷的雨丝。三个雨衣发亮的人影走下码头。索摩里教授，一个高个子阴郁的人，走着，就象一个为自己深感懊悔的人。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充满精力。至于我自己，我高兴得到了预习新知识的时间并且向我以往的愚昧告别，就在我们走向邮船的时候，我们后面忽然有阵叫声。是查伦杰教授，他曾答应送我们上船。他在我们后边跑着，喘着，脸红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