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北大那会儿，阿忆不在我们宿舍。我一听此人叫“周忆军”，便断定他是干部崽。不知为什么，我对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赵文革”的人，天生有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达”，“刘富士”，还有个女作家叫“舒而美”，气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胆”。然而阿忆虽经证实确系干部崽，却天天跑到我们宿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有一天，他和我们宿舍的资产阶级诗人臧棣换床，成了我们的阶级兄弟。

我对干部崽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表现。从阿忆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的品德。他不讲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高贵。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下去，馋虫上来，“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

阿忆最爱吃鱼头。80年代初，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6毛钱一小条，8毛钱能买条大的。阿忆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虽小，头却大时，他便说：“拿过来，咱俩换！”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请人家把鱼头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阿忆就不去买饭了，而是积极鼓动别人去买，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饭盆，一边唱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干——红烧鱼鱼鱼”。那“红烧鱼”三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阿忆激动得“泪飞顿作倾盆雨”。

阿忆为人处世，很像我们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在沈阳大姨家长大，怪不得。他常从家里拿来东西，给大家吃，给大家用，无偿地给同学们照相，带同学去看病。他带着外地同学参观了许多北京景点，还特意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那里，搞来去中南海的票。但是，他一点干部子弟样儿也没有，完全是仆人。他是真心助人以为乐趣的，决不因此而流露什么优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别人挑剔挤兑。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负他的人之一，比如打升级。阿忆也是爱好者，但他的乐趣只在参与，根本没胜负心，既不刻苦钻研技术，也不琢磨别人心理，所以别人不愿与他合伙。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对家，这样可以显示我的高超牌技，赢了荣誉归我，输了责任在他。无论我怎样呵斥，阿忆从不恼火，总是努力改正错误，而且笑盈盈的，顶多反问一句：“刚才你不是让我这样出吗？”于是又被我痛骂一顿。

那时，我还到阿忆家混饭吃。他的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阿妈妈打麻将，阿妈妈总批评伟哥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阿妈妈实际是深爱这个儿子的。阿忆也是大孝子，我们系有个美女与阿妈妈名似，阿忆每遇该女生，都要上前牵手，直至送她去美国，都很疼爱她。可见妈妈在他心中的地位。有一年，阿忆与一位少女断交，阿妈妈跑来北大，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伟哥？我觉得，他们不像什么干部家属，那时，连个副科长都比他们端架子。我原以为阿忆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阿忆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超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那点聪明不够用。他爱唱歌唱戏，但从来记不住词，便乱唱。在《杜鹃山铁窗训子》中，杜妈妈批判评雷刚“晕头转向上圈套”，阿忆一直是唱：“抱着对象上圈套。”他幽默大度，常常感染别人，所以他气色丰沛，神态安详，做起事来，自然显得很聪明。

阿忆千好万好，但“周忆军”这个名字总让人觉着别扭。有一天，我和老沈、王清平谈论鲁迅《药》中的“红眼睛阿义”，感叹鲁迅用语之妙，老沈眉飞色舞地比划着：“阿义使一手好拳棒。”正好周忆军从蚊帐里钻出，也跟着凑趣：“包好，包好。趁热吃下。”大家一阵乱笑，便说以后就叫你“阿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