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余下的三根绳子松了，那三条独木艇靠到筏边来。有一个岛民走上木筏，头一甩，静静地说道：

“油大（上陆地）。”

他关切地望着火。现在这火好久也看不见，只是偶尔火花似的一闪。我们漂得很快。巨浪已经听不见，只是波涛还像往常一样咆哮，“康提基”上的绳索也咯吱着、呻吟着。

我们送给岛民许多香烟，我赶快写了一个便条请他们带回去，如果找得到纳德的话就给他。便条上写道：

“带上两位岛民坐独木艇前来，橡皮艇拖在后面。不要独自乘橡皮艇回来。”

我们估计，如果岛民认为可以出海，那他们一定愿意帮助，带着纳德坐独木艇前来；如果他们认为不能出海，那纳德一个人乘橡皮艇到大海上，想追上漂走的木筏，简直是发疯。

岛民拿上便条，跳进独木艇，消失在黑夜里。我们最后听见的声音，是我们第一次碰见的那位朋友，在黑暗中彬彬有礼地清亮地叫道：

“晚安！”

在这大海上，风在全力吹着，我们四个人再划也没有用。但是我们继续从桅顶上发灯光信号。我们不敢再发“回来”，而是不断地把灯一闪一闪。周围漆黑，月亮只从云缝中偶尔露面。我们头顶上的云，一定就是安格图的烟云。

到了十点钟，我们把和纳德再见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放弃了。我们静静地坐在筏边上，啃着几块饼干，同时轮流到桅顶上打灯光信号。有康提基画像的巨帆没有挂上，灯光信号看上去像是一道光溜溜的投影。

我们决定，在没有知道纳德的踪迹之前，灯光信号打通宵。我们硬是不相信他被巨浪吞没了。纳德总是脚踏实地，不管它是重水还是巨浪。他一定活着，没错。倒霉的是把他甩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偏僻小岛上，流落在波利尼西亚人之中。这事情真糟糕！经过了这样长的航程，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打一个转，把一个人放在一个遥远的南海上，然后又开走了。

这时是十点半。班德刚从摇曳的桅顶上下来，等别人去接班。接着我们都惊起来了。我们清清楚楚听见从黑暗中海面上传来的声音。又有声音了，是波利尼西亚人在讲话。我们拼命向黑暗中大叫。他们也回叫，而且—声音之中有纳德的声音！我们高兴得发狂。我们的疲劳忘掉了，阴霾散尽了。我们漂过安格图又有什么关系？大海上有的是别的岛屿。这九根筏木，现在这样喜欢旅行，愿意漂到哪里是哪里，只要我们六个人都聚在筏上。

三条有支架的独木艇从黑暗中破浪而来。纳德第一个跳回这亲爱的老“康提基”身上，后面跟着六个棕种人。没有多少时间来解释；岛民一定要带上礼物，马上冒险回到岛上去。他们看不见灯光，看不到陆地，也没有什么星星，却要顶着风浪，寻路划去，划到看不见火光为止。我们以食粮、香烟和其他礼品重重酬谢他们，他们每人都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向我们最后告别。

他们显然在为我们担心。他们指着西方，表示我们前去要碰到危险的礁石。那位领班双目含泪，轻轻地吻我的下颏。然后他们上了独木艇。我们六个人留在木筏上，又单独在一起了。

纳德原来带了木筏上的领班，坐在橡皮艇里，一心一意划向陆地。领班坐在划桨的位置，划动小桨，直奔礁脉的缺口而去。这时，纳德却出乎意料地看到“康提基”发出灯光信号，要他回去。他做手势要领班划回去，领班不理会。纳德就自己去划桨，但是领班把他的手掰开了。他们四周的礁脉上水声如雷鸣，打起架来也无用。他们一直穿过了礁脉的缺口，到了里边，被浪举起来，直接搁在岛的一块坚固的珊瑚石上。一群岛民跑来抓住橡皮艇，拖上了岸。纳德一个人站在椰树底下，身边围了一大群岛民，叽哩咕噜在说一种听不懂的话。棕色皮肤的光腿的男女老少围住他，摸摸他穿的衬衫和裤子的质料。岛民自己穿的是破旧的欧式衣服，但是岛上没有白人。

纳德盯住几个最能干的人，向他们做手势，要他们和他一起坐橡皮艇出海。接着一个又大又胖的人蹒跚而来。纳德猜他一定是岛上的领袖。因为他头上戴一顶旧军帽，说话声音响亮，带有权威的意味。大家让路给他走。纳德用挪威语和英语向他解释：需要有人帮忙，一定要在我们其他的人漂走之前回到木筏上去。领袖笑着，一句话也不懂。不管纳德怎样最猛烈地抗议，全体欢叫的人群还是把他推到村子里。村里的狗和猪也出来迎接他，还有美丽的南海姑娘拿着新鲜水果来欢迎他。情况很清楚，岛民在尽可能使纳德舒舒服服地呆下来。但是纳德不受诱惑，他悲哀地惦念着向西漂去的木筏。岛民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们很希望我们去，他们知道白人的船上有许多好东西。如果他们能使纳德留在岸上，这只怪船上的其余的人也一定会来。没有一条船会把一个白人留在像安格图那样偏僻的岛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