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李维奇低声下气地说道，“我们希望在这次远航中，说不定可以根据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将使用这些新食粮和若干配备的情况写成报告。”

在写字台后面的十分精明干练的军官毫无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还注视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道（此时，我觉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东西。”

办公室里一阵死寂。李维奇上校摸摸衣领，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那位首长突然说道，这时他的眼角上闪着光，“勇气和胆量也该算上。李维奇上校，把东西给他们！”

我们带着联络科的介绍信飞到纽约，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伯尔教授。他是国防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由于他的帮助，后来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学测量的贵重仪器和用具。

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会见海军水路学研究所的格罗孚将军。这位性情温和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属军官都叫进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曼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们的潮流图，帮助他们！”

当准备远航的车轮又向前滚了一段的时候，英国的伦斯顿上校在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我们将来的问题，和胜利完成的可能性。我们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若干精良的英国配备。这些配备是从英国空运来的，也准备在木筏远航中试验。那位英国军医是一种神秘的鲨鱼粉的热心拥护者。如果有一条鲨鱼来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洒几撮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不见了。

“先生，”我很礼貌地说道，“这种粉靠得住吗？”

“嗯，”那英国人微笑着说道，“这正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时间很紧促，不能坐火车而要乘飞机，不能两条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车，钱袋像破旧的蜡制植物标本般干瘪了。我们把我原来准备回挪威的旅费也花了。我们便去找在纽约的朋友和资助人，来解决经济问题。一到那里，我们就遭遇到了困难而沮丧的问题。那位资助人生病发烧躺在床上，在他没有恢复健康以前，他的两个同伴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坚决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定，但是目前他们无计可施。他们要求我们推迟事情的进程。这个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个车轮现在正转得飞快，我们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前进，要减速或者刹车，都太迟了。这些资助我们的朋友同意取消协议，使我们可以无需顾虑他们，可以不受拘束地迅速进行。

我们走在街上，双手插在裤袋里。

“12月，1月，2月。”赫曼说道。

“到3月，”我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动身了。”

我们能够得到挪威的钱，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什么学术机关申请贷款，但是我们很难为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理论而取得贷款；而且，我们所以做木筏远航，原因也在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无论是报馆或者私人，都不敢投资到他们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称为自杀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们安全归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许多天我们看不到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候，奥图孟特卡斯上校又插进来了。

“你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小伙子们，”他说道，“这里有一张支票，先拿去用吧。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时再还给我。”

另外有几个人照他的样做了。隔不久，我们的私人借款已经足够应付开支，无需再向别人求援。我们可以飞到南美，动手建造木筏了。

这古老的秘鲁木筏是用筏木做的，筏木在干燥时比软木还轻。筏木长在秘鲁，但是长在安第斯山区里，因此，印加时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国（厄瓜多尔），就在那里把高大的筏木树砍倒在太平洋岸边。我们打算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