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木筏上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人能用六分仪，在海图上记录我们的航程，作为我们全部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好角色，是一个画家，”我对赫曼说道，“他长得又高又大，会弹六弦琴，非常风趣。他曾念完航海学校，在回家弄画笔和调色板以前，曾航海周游世界多次。在孩子时代我就认识他，在家乡时，常和他出去到山里露营。我要写信去问他，我相信他会来的。”

“听上去这人不错，”赫曼点头道，“我们还要一个会弄无线电的。”

“无线电！”我吓了一跳，说道，“我们要这东西干什么？在史前的木筏上，它是不相宜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安全预防工具，只要我们不用来发出紧急呼号求救，对你的理论便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需要无线电来发送天气报告和其他报告。我们并不能用它来收取强风预号，因为在这片洋面上并没有风讯报告，而且，即使有的话，对我们在木筏上又有什么用？”

他的意见渐渐压倒了我的全部抗议，我提抗议的主要根源，是对揿揿电钮、转转开关这一套没有兴趣。

“说来真巧，”我承认道，“在使用很小的收发报机做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方面，我正好有最好的关系。大战时期，我是被编入无线电通讯队的。你知道，这是人尽其才。但是我一定要写信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

“你认识他们吗？”

“是的，我第一次碰到纳德是1944年在英国。他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参加了跳伞出击，破坏了在罗堪的重水，阻止了德国人造原子弹的努力，因此得到了英国的奖章。”

“我自己这时正受完了伞兵训练，我们的计划是共同跳伞降落到奥斯陆附近的诺马克。但是那时苏联军队攻入克尔基尼斯区域，于是一小支挪威部队奉命从苏格兰到芬马克，从苏军手里把作战任务接替过来。我也不跳伞了，被派了去。到那里我碰到了陶斯坦。”

“这些地区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北极冬天，繁星密布的天空覆盖着我们，北极光在天空闪烁，整天整夜都漆黑。我们走到芬马克焚毁后的废墟上，穿着皮衣还冻得发抖。这时有一个蓝眼睛、硬头发、面色樱红的人从山上的小茅屋里爬出来。他就是陶斯坦瑞贝。他以前先逃到英国，在那里受了特殊训练，然后潜入挪威，呆在特洛姆索附近。他带着一架小发报机，躲在德国战斗舰‘铁贝兹号’附近，接连十个月，每天把舰上情况发到英国去。他利用一个德国军官架起的收音机天线，晚上把他的秘密发报机接到天线上发报。后来英国的轰炸机根据他的不断报告把‘铁贝兹号’结果了。”

“陶斯坦逃到瑞典，从那里又到了英国，然后他带了一架新电台，跳伞降落在德军后方——芬马克的野地里。德军撤逃，他发现自己变为处身在我军后方了，便带着他的小电台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帮我们，因为我们主要的电台被地雷炸毁了。我敢打赌，纳德和陶斯坦两个现在在家里都住得发腻了，一定会高兴坐上木筏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写信去问问他们。”赫曼建议道。

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艾立克、纳德和陶斯坦。

第二天，陶斯坦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就来。陶斯坦。”

另外两个也答应来。

关于我们的第六个同伴，赫曼和我要解决供应问题。我们在航行中并不想吃驼马肉或者晒干了的美洲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证明我们这些人一度曾是印第安人。我们的意图是要试验印加木筏的性能，木筏的耐航程度和载重量，并且要考核大自然是否真能推动木筏，横渡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而筏上的人还活着。我们的先驱者在木筏上时，一定能够靠吃肉干、鱼干和薯干过日子，因为他们在岸上的时候，经常也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设法发现，在航行渡海时，他们能否取得新鲜鱼类的供应，能否取得雨水。至于我们自己的食粮，我已经想到，就吃我们在大战中常吃的战地配给食品。

正在这时候，挪威驻华盛顿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马克时，我是他那一连的副连长，知道他是“一团火球”，碰到什么问题，就勇往直前，拼命设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