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随着改革的兴起,改革文学应运而生。80年代初兴起的改革文学是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的落后与生活的困窘,反映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急于求变的心态。由于它贴近现实,揭示了变革的历史要求,因而赢得了广大读者,对改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以 80年代中为界,改革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文学具有明鲜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对改革发出热切的呼唤,同时塑造了一批锐意进取与拼搏的改革者形象。蒋子龙的《乔厂氏上任记》开改革文学先河。作品中的乔厂长是一个开拓型的人物。在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的沉闷环境中,他大胆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敢抓敢管,使一个落后的工厂彻底改变了面貌。此后,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改革文学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和《新星》中的李向南同样是高大的改革者形象。特别是李向南,他不仅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而且具有现代领导者的眼光和能力。他在自己领导的地区纵横捭阖,向保守势力和官僚体制发起一次次冲击,每次冲击都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他被看做希望所在,当地的百姓也对他以“青天”相称。这些作品无论是在题材的开拓还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容低估。在许多地区,这些作品被当作生活的“样板”,起着舆论先导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们部分地补偿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但前期的改革文学也流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作品多停留于描写改革的表象,追求社会效应,文学性淡化;在反映改革的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对生活进行简化,掩盖了改革进程的艰巨性,并且多少流露出“清官”意识。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向深入发展,体制变革与观念变革的艰难日益显露,改革文学也由理想主义转为沉稳。广义地说,这一时期的各类作品都涉及变革中的现实与心理,因而都不能与改革无涉,但做为改革文学主体的,仍是那些塑造了改革者形象,揭示了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尖锐社会矛盾的作品。陈冲的《暖冬》表现了不合理规章制度对改革者处处掣肘;《雨雪霏霏》中,厂长许英杰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请客送礼,屈从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谢友郭的《火神》中煤炭局长秉公处理事故不得不面对巨大的人情压力;在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中,改革者的压力甚至直接来自自己的上司——市委书记。后期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仍然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拼搏意识。但他们已不再是那种大刀阔斧,无往而不胜的人物。他们处在众多社会矛盾的焦点,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意味着与传统的体制和传统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对抗。他们常常是心焦力竭、头破血流才能取得些微进展。这让人觉得可悲,也越发令人起敬。显而易见,当改革涉及长期形成的计划体制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许多原来隐含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与深邃性,由此,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必要和迫切,也看到了改革的艰巨与复杂。后期的改革文学虽然没有前期改革文学的那种轰动效应,却因反映生活所达到的那种深刻程度而更具光彩,更真实可信。
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改革文学的显著特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困难、矛盾、保守与革新的对峙、改革带来的阵痛和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带来的欣喜,在改革文学中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改革文学的发展与改革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成了改革时代人们心绪的睛雨表。从事改革文学创作的作家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恪守为人生而艺术的格言,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种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探讨,并大胆预示改革的未来。以创作影响改革的进程是他们的普遍心愿。清新刚健的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