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广义的形象泛指一切具体物象，如红花、绿叶、蓝色的海洋、巍峨的群山。文学形象是狭义的形象，特指作家在作品中描绘的人物和生活画面。贾宝玉是一个形象，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也是形象。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画面起着映衬、烘托人物的作用，服务于人物性格塑造，因此文学形象实际上以人物形象为核心。

生动、鲜明、具体可感是文学形象的显著特征。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贾宝玉有这样的描写：“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笑，即瞋而有情；项上金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形色容貌一应俱全，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形象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构成因素。以形象反映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广义的说，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对生活的反映。但科学对生活的反映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求助于概念。文学的反映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茅盾曾说他写《子夜》是要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在书中，作者形象地描写了吴荪甫等民族资本家一再受到官僚卖办资产阶级排斥和挤压，最终彻底破产的过程。吴荪甫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所有资产者一样，他有贪婪的本性，以剥削为生，欺压凌辱劳工大众。但在 30年代中国待定的历史环境中，他又是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打击的对象，是垄断资本和不平等竞争的牺牲品。他是压迫者又是受害者，他和工人阶级处于对立地位，但客观上又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要求。这种矛盾的处境决定了他的双重阶级属性和复杂的人物性格。吴荪甫的经历和遭遇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能告诉我们的同样的道理，却更生动具体。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比较过科学和文学反映生活方式的异同：“哲学家用三段论，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文学形象同样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鲜明、生动、具体、形象又比一般的抽象概念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

叙事类作品以人物形象为中心，这点不说自明。诗歌一类的抒情作品是否也是如此？王维有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作品通篇写景，但透过景色的描写分明又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闲静心态，心态是人的心态。此诗看似没写人，实际上还在写人。抒情诗中的形象是一种情感形象，这是人物形象的特殊表现形式。还有一类作品如神话、童话、寓言等，多有神仙、妖怪，表面看来，也没写人，但诸如孙悟空、白骨精、狐女一类的形象是以拟人的手法描写的，被赋予了人的思想与性格。因此也可看做人物形象的一种。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的简单复制和模拟。即使是最简单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也经过概括和提炼并融入了作家的主观感受。作为精心塑造的艺术品，形象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某种评价和认识，隐含着作家的某种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归根到底，艺术形象打上了作家精神品格的烙印。形象的来源是客观的，形象本身又不是纯客观的，是客观与主观的融合与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形象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又不能等同于真人实物的那种具体。塑造文学形象必须借助语言材料，即使是再形象化的语言也经过了抽象。文学形象必须借助语言的中介作用于人的大脑，再经过想象，才能被复制出来。也就是说对于读者来说，文学形象是间接形成的。文学形象的间接性使文学形象的内含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同一个形象你想象的和我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带来一定的理解难度，一方面又有利于调动读者阅读的乐趣，为读者的再创造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