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人们评价一部作品好坏，前提是这部作品是否真实。虚假的东西令人反感，有了这种心态，读者自然不能正常地进入欣赏过程。如果读者认为一部作品太假，而将其扔到一边，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意义？

艺术真实首先意味着细节的真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写得“像”。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塑造了一个旧社会穷困潦倒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物就写得很像。在鲁迅的笔下孔乙己穿着一件旧长衫，头戴破毡帽，在小酒店里站着喝酒，还满嘴的“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当然是在摆他的学问了，或者确切地说，是在提醒旁人：他和他们不一样，是个上等人。但他穿着又那么破旧，又只能花几个小钱站着喝几口，可见他的处境比小酒店里的酒徒们也好不了多少。孔乙己的悲剧就在于明明已经沦落到社会下层，却不敢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地位。这也是当时一大批类似孔乙己的小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孔乙己能够作为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长期活在读者心里，显然是和细节描写的真实分不开的，正是在对孔乙己的服饰、神态、语言、形态的细致刻划中，鲁迅揭示了他的那种很有代表性的心理状态。

然而一部作品做到了细节的真实，是否就达到了艺术的真实？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杜甫有一首《古柏行》，其中两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例来被认为是佳句，是真实的。宋代沈括对此提出疑问：四十围按古制等于七尺，直径七尺而高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沈括是位自然科学家，他以科学家的眼光评诗，要求诗的描写与现实完全对等，结果流为千古笑谈。沈括的标准之所以不被人们认可，原因就在于艺术真实不只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艺术真实中还包括作家主观感受和想象的真实。作家主观的感受和想象是一种活跃而能动的创造力，它可以导致形象的变异；但感受和想象又不是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它要符合生活的逻辑，所以艺术的真实应当是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体现出某种生活的内在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杜甫写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细节是真实的。“黛色参天二千尺”虽然有夸张，但古柏的挺拔和高耸的气势还是表现出来了，在杜甫看来，古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此它被认为是真实的就毫不奇怪了。

我国古人谈论艺术早就有“形似”与“神似”之说，要求“形”“神”统一而更重“神似”。顾悄之论画，提倡“以形写神”，王僧虔论书法时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文学中也是如此。苏轼有诗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神似”就是作家艺术家借助艺术的认识和想象，对表现对象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的把握和张扬。一部作品如果仅仅做到了形似，还只处于真实的低级层次，只有达到了神似，才真正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艺术的真实是形似与神似、细节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