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张地发了一整天的电报并安排好一切之后，当天晚上，我便辞别了我的朋友，坐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不出一个月，我已经身在达尼丁了；我发现那里的人对那些在海边的老酒馆里闲逛的神秘教徒一无所知。码头的浮渣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得去特别关注；但还是有人含混地说起了这些杂种曾经做过的一次内陆旅行，在那段时间里，远处的山丘上还曾隐约响起了鼓声，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在奥克兰，我了解到，约翰森在去悉尼参加了一次敷衍了事且没有结果的调查之后，回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此后便卖掉了他在西街的平房，和他太太一起坐船回他在奥斯陆的老家了。关于他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的朋友不比海事庭的官员知道的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他在奥斯陆的地址给了我。

随后我便到了悉尼，但我和船员以及海事庭的人所进行的谈话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在悉尼湾的圆环码头看到了“警报号”，此时她已经被卖掉了，并转做商业用途，我从她那里依然是一无所获。那个蹲倨在刻有象形文字的底座上、长着乌贼头、龙身和带鳞的翅膀的小雕像被保存在了海德公园的博物馆里；我好好地把它看了够，发现它是一件做工异常精细的作品，那种神秘、恐怖、古老的意味和不同寻常的材质都和我在勒格拉斯那儿看到的稍小的那件雕像一模一样。馆长告诉我说，地质学家认为它是一个可怕的谜；他们发誓说，地球上根本不存在这种石头。我想起了老卡斯特罗给勒格拉斯讲的那段关于大恶神的话，不禁打了个冷战：“它们是从星星上来的，还带来了它们的偶像。”

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理变化触动了，我决心去奥斯陆找约翰森二副。我坐船到了伦敦，随即便转船去了挪威的首都；在秋日里的一天，我登上了爱格堡干净、整齐的码头。我发现，约翰森的住址位于哈罗德皇帝的老城里，在整个大城区被改称为“克里斯蒂娜”的那几个世纪里，只有老城还一直延用着“奥斯陆”这个名字。我坐了一小段出租车，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响了一幢整洁的古建筑的大门。一个愁容满面的黑衣女人来应了门，当她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说，古斯塔夫约翰森已经不在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失望。

他太太说，他回来之后没活多久，1925年在海上发生的事把他毁了。他告诉她的事并不比他告诉公众的多，但他留下了一份用英语写的手稿，照他的话说，是一份“技术文件”，很显然，他是为了防备她无意中看到手稿而受到伤害。那天，他正穿行在哥登堡船坞附近的一条窄巷里，从一个屋顶阁楼的斜窗里掉下来了一捆纸，把他砸倒了。两个东印度水手马上把他扶了起来，但还没等救护车赶到，他就死了。医生没有找到确切的死因，认为可能是心脏以及他虚弱的体质出了问题。

此时，我感觉到那神秘的恐怖正在啃咬着我，它决不会放过我的，直到我也“意味地”或是因为什么其它原因死去为止。我对他的遗孀说，那份“技术文件”是和我有关的，并就此拿到了手稿。我把它带走了，在返回伦敦的船上，我开始看那部手稿。那是一份很简单的、结构松散的东西，是一个心地单纯的水手努力写成的事后回忆录，上面逐日记录了那可怕的最后一次航行。我无法逐字逐句地把它转述出来，它很长，也有些晦涩，但我能够把其中主要的内容讲出来，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会觉得海水拍打着船身的声音是如此令我难以忍受，令我要用棉花来堵住耳朵。

感谢上帝，约翰森并未了解事情的全部，即便是他看见了那个城市和“它”。但每当我想到那种不断在生命背后隐现的恐惧，以及那些来自于古老星球的邪恶势力时，我就会睡不踏实，那些邪恶势力正沉睡在海底，等待着随时会发生的又一次地震把它们巨大的城市托举起来，让它们重见天日，让那些教徒来解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