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于七言的虽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如乐府诗《淮南王篇》的“愿化双黄鹄还故乡”是八言句，鲍照《拟行路难》的“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是九言句，汉华容夫人歌的“裴回（徘徊）两渠间兮君子将安居”（语气词兮字不计）是十言句。

用短句、长句的自由扩大，就成为一篇里杂用的随心所欲。以上《孤儿行》就是这样的。再举两篇为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叫），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乐府诗《战城南》）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乐府诗《东门行》）

前一篇兼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共4种句，后一篇兼用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共7种句，近体诗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

自由再扩大，就成为篇幅长短或句数多少的杂。可以短。

如：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刘向《新序》记徐人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记送荆轲时歌）

是一篇两句。又如：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大风歌》）

凉风起兮天陨霜，怀君子兮渺难忘，感予心兮多慨慷。

（赵飞燕《归风送远操》）是一篇三句。又如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乐府诗《薤露歌》）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干宝《搜神记》记丁令威歌）

是一篇4句。

篇幅当然也可以长。举一首最长的，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称《孔雀东南飞》），通篇五言，共357句，1785个字，字数差不多相当于七律的32倍，五绝的90倍。

短长之间的篇幅的无限自由。原则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10句8句，几十句，上百句，只要意思完整，成篇，都算合格。

以上是说唐宋以前文人仿作古体诗的样本。时移则事异，仿也是不能不变的。就一句的字数说，总的历史情况是始于四言，然后增长。两汉增到五言、七言，成为四言、五言、七言兼用；可是地位有别，四言、五言占上风。魏晋及其后，四言、五言更占上风，七言地位下降；专说四言和五言，是四言地位逐渐下降，五言地位急剧上升，如东晋末的陶渊明还作少量的四言诗，其后的文人就几乎只作五言诗了。隋以后，随着近体诗格律的明朗、固定，四言的地位再下降，七言的地位上升，于是形势就成为五、七言平分了天下。人总是难于对抗时风的，所以唐以来文人写古诗，就由真古诗的多种多样变为两条腿走路，或者是五古，或者是七古；只是在七古里还保留一点点真古诗的杂（夹用非七言句）。乐府诗呢，题目（或体名，如行、引之类）没有完全放弃，较后如白居易还创些新的，不过就所写说，仍是五古、七古而已。

几乎所有的五古，多数七古，是循规蹈矩的，即不用杂言，并以联为单位。如：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

单由句法方面看，距离乐府诗的杂已经相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