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有的人作诗，有时还故意用险韵僻字，如三江的釭、降、泷、腔之类，以显示自己在高难动作中能够应付裕如。这不是作诗的正路，以避免为是。

上面说，作近体诗，韵字限定用同一韵的，否则算出韵。出韵是犯规。这会引来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规定，过去对不对；二是这种规定，现在对不对。两个问题都不简单，也就难于用简单的是或否来一言定案。

先说过去，唐宋时期韵分得细，200以上，想来是有语音根据的。作诗，耳朵可以或惯于满足于差不多，于是官家也同意放宽，用“同用”的办法合并，韵部几乎减少了一半。就是这一半，如果差不多的原则扩张，也未尝不可以再放宽，也就是再合并，如古体诗就是这样，东、冬，江、阳，等等，都同用了。宽好呢，还是严好呢？主张宽的会以自由、方便为理由，主张严的会以声音完美为理由，争论，必是难解难分。所以也就只好躲开理论，只看事实。事实是，昔人的近体诗作，除第一句以外，出韵的很少。很少，可证是都力求不出韵；但偶尔也会出韵，即如“诗律细”的杜甫，上一篇引的拗体七律《崔氏东山草堂》，韵字用了新、人、芹、筠4个，新、人、筠是十一真韵，芹是十二文韵，就出了韵。这是故意还是偶尔不经意？自然只有杜老知道。不过无论如何，用民主的原则推论，出韵的现象既然希有，我们总可以说，昔人作近体诗，用韵，是同意并惯于严的。

今人呢？不通的除外，理论上同意与否可以不问，实际也是萧规曹随，偏于严的。问题来自理论方面，作诗供今人看，今人听，为什么不可以从今音？这个问题，前面《旧韵新韵》一篇已经谈过。我的看法，或从旧，或从新，不可脚踩两只船，只图方便，如鱼、书通押，东、同通押，从旧，津、阴通押，花、鸭通押，从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省力而可行之道恐怕只是从旧，然后或偏严或偏宽：偏严是步武昔人，不出韵；偏宽是移古体诗押韵之法于近体诗，扩大同用的范围，如东、冬，江、阳，支、微、齐，等等，就不再划清界限了。

附带说一下，律诗，与韵字相对的仄脚，理论上还有个进一步的要求，是最好也变，就是3个字或4个字不是同一个声调，而是上、去、入都有。如杜甫《蜀相》七律，仄脚是色、计、死3个字，色是入声，计是去声，死是上声，就是仄声3种俱全。不得已而缺其一，也要有两种。只重复一种的不好，还有个病名，曰“上尾”。不过这总是进一步的要求，不能满足也终是小节，与出韵的大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