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写近体诗，一般是照规矩作，并且时间越靠后，要求越严格。这从写的方面看是自由越来越少，但从成果方面看又不能不承认是收获很多。所谓多包括两种意义。一是至少从声音美方面看，近体诗确是远远超过了古诗。看下面的例：

（5）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色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之五）

（6）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李商隐《隋宫》）

两首相比，如果只凭耳朵评判，陶的古诗只好甘拜下风了。另一种多是产量多。唐朝文人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作诗，而且以近体为本职，因为可以显工巧，逞才能。其结果自然是写了大量的近体诗。这些，传下来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收在各个人的别集里。唐朝还有选诗的风气，现在能见到的有《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十种。收唐人诗最多的书是清初官修的《全唐诗》九百卷，所收作者两千二百多人，诗接近五万首（兼收一些词）。

唐朝以后，近体诗的气运还没有消减。例如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好像到宋朝，诗已经被词挤到次等地位。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证据是，不只作诗的人多，作词的人少，而且，就是两体都精的大家，如欧阳修、苏轼等，也是作的诗多，作的词少。因为这样，所以几乎和唐朝一样，宋朝的文人也写了大量的诗，而且出了不少卓越的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宋朝以后，文人习惯作近体诗的风气还是一直没有消减，如元明清各朝的文人不只都作，而且出了不少大家；甚至到“五四”以后，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有些人深有所感的时候，如鲁迅先生，还免不了要写“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七律。

7.2词

有韵之文，尤其就体说，最初都来自民间，不过是里巷田野的小调。可是它情境真，声音美，不久就登了大雅之堂，如《诗经》的《国风》，《楚辞》的《九歌》，乐府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之类都是这样。俗变为雅，以雅自负的文人当然要模仿。于是语句讲究了，产量增加了；可是情境不那么真了，而且几乎都停留在纸面上，不再谱之管弦。人总是要唱的，唱就不能没有歌词，于是在旧体不能充当歌词的时候，新体就应运而生。词的产生，就是因为到隋唐时期，乐府诗到文人手里，已经不是歌词。词的早期名称是“曲子”或“曲子词”，意思就是奏乐唱曲时的歌词。后来还有人称它为“乐府”，也是因为它是入乐的歌词。词还有另外的名称，如“长短句”，这是与诗的句式整齐（五言或七言）对比说的；

“诗余”，也许是词乃小道，不过是诗的尾声的意思。

词和诗在韵文系统里是近亲，所以诗余论者推想其间有蛋生于鸡的关系。其实词不是由诗演变而来，虽然辞藻和声律不能不受诗的影响。词与诗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其一，因为它是新兴的燕乐中所唱，所以声律方面有更严格更细致的规矩：歌词有调（如《菩萨蛮》），调有谱（如第一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有的还不只要求某字必平或必仄，还要求某字必须是某一种仄（如《永遇乐》末尾两字必须是“去上”），甚至要辨五音和阴阳。其二，因为经常用于花间、尊前，所以情调柔婉，离不开红灯绿酒，玉钏金钗。这两种特点限定词和诗有大分别。一是规格方面。诗相当简单，尤其近体，不过五七言律绝，共四种，就是细分，把平起、仄起和首句入韵、不入韵算在内，也不过十几种。词就多多了，清初王奕清等编《钦定词谱》，共收词调八百多个，有的调还包括不同的体，共两千多个。不同的调，字数有多有少，如《十六字令》只十六个字，《莺啼序》多到二百四十个字。少数调字少，不分片；绝大多数分作上下两片。过去根据字数多少，把词分为三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字再多为长调（有异说）。押韵的方式变化多，隔几句押，换韵不换韵，如果换，换几次，各调有各调的规格。总之，因为规格复杂，要求严格，比诗难作。二是情调方面。诗词都是抒情的韵文，但表现的意境性质有分别。大体上说，诗宜于抒发较直率的感情，词宜于抒发较柔婉的感情，这就是昔人常说的，诗之境阔，词之言长。长是细致委婉，所以苏辛以前一直以婉约派为词的正宗。苏轼天性洒脱，写词难改本性，于是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后来辛弃疾、张孝祥等也这样写，开创了豪放派，后代的文学史家以今度古，说这是词境的解放和进步。当时多数人并不这样看，如俞文豹《吹剑录》曾记载，某能歌的幕士说苏词“须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李清照《词论》说得更露骨，是“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这里我们不是评论婉约派和豪放派的高下，只是想说明词境和诗境有分别，或说词有特点，我们读词，应该了解并体会这个特点。比较下面的例：

（1）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秋兴八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