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是说在文言的大海之中，间或冒出一些白话，究竟是什么来由。原因虽然说了不少，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人不会文言，你要想取得一般人的称许，就不能不用白话。唐朝以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除了一部分乐府诗以外，几乎没有独立的白话作品流传下来。由唐朝起，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除了第13.1.1节提到的曲子词以外，还有大量的“变文”。这是来自和尚的识时务。和尚是佛教的信士弟子，要宣扬佛教教义。教义讲的人生之道，有不少是反世俗的，最突出的是饮食男京一类事。奇，难，而想取信于人，不得不讲求技术，于是而有转（通“啭”，意思是吟唱）读、唱导、梵呗一类办法，总之是既要说得天花乱坠，又要声音好听。但教义总难免是严正的，为了听众不打瞌睡或半路退席，只好加点适合群众口味的东西，这就成为“俗讲”。由佛教的立场看，俗讲内容浅显有趣，是迁就一般人；至于暗里的目的，《资治通鉴》卷二四三胡三省注说得好，是“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可是这样一放弃原则，形势就急转直下，起初还是讲《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后来索性撇开教义，专讲世俗故事，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之类了。变文的“变”，意思是非常，指神奇、神通一类事，所以变文就是神奇故事书。讲变文名为“转变”，即说唱神奇故事，原来是和尚的专业；因为能够邀布施，也就是挣钱，所以很快就被世俗的伎艺人学了去，在寺院之外，设场，也说唱，挣钱。大概在早期，世俗故事可以称为变文，也可以称为“话”，如发现于敦煌的有《王昭君变文》，也有《庐山远公话》，后来就都称为话本了。唐朝有以说话为业的；到宋朝就更加盛行，不只遍于瓦肆，而且有不同的家数。转变凭变文，今所见基本上是白话；说话凭话本，今所见大多数是纯粹白话。为什么要用白话？因为这类作品，早期都是供人“听”的，不是供人“看”的。供一般人听，并且希望多多的人听，自然只能用白话。这里隐含着白话和文言的竞争，如果只是从捧场的人多少方面看，胜利的应该是白话。以优秀的文言小说为例。唐人传奇白行简作的《李娃传》约四千字，可是伎艺人说“一枝花（即李娃）话”是“自寅至巳（约八个小时），犹未毕词”（《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聊斋志异》写狐鬼故事出神入化，可是人民大众却愿意到茶馆去听白话聊斋。这都足以证明，想取得多数人的欢迎，就只能用通俗易懂的白话。

变文、话本等所谓俗文学作品，因求通俗易懂而用白话写的，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13.3反对文言

以上说的用白话写的原因，连通俗易懂在内，都还是与文言和平共处。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现在看来，当时反对文言，推崇白话，所据的理由难免片面，话也说得过于偏激。这可以举胡适的意见为代表，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是消极一面的话，说文言如何坏。还有积极一面的，是说白话如何好：“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白话文学史引子》）他就真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评价文献库存里的所有作品，办法很简单：凡是文言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凡是白话作品都是珍宝。这样说，好像他是清楚地认识白话的价值了。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白话作品都是上好的文学作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用白话还可以写便条，也可以诲淫海盗），它能够战胜文言也还是由于它自身具备的优点。这至少还有三种。其一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既容易学，又容易用。文言就不成，因为不同于口语，就既难学又难用。其二是经济，因为文白不分家是用一套语言，分家就不能不用两套语言。其三是表现新意的力量强。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有时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白话是用今语说今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方面的实例多得很。如《聊斋志异》成就很高，可是与《红楼梦》比，就显得不够真切，不够细致，那吃亏的是没有用白话。翻译文字也是个好例，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和严复译《法意》，都费力不小，可是与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雁深译的《论法的精神》相比，就显得既不忠实，又不明确。更显著的是，表示新时代的新内容，用文言就简直行不通，因为其中不能容纳波音747和可口可乐。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新生力量比衰老力量强千百倍，于是白话就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久就占了大片阵地，不只侵入报刊，还侵入教科书，又不久，到二三十年代，就统一了书面天下，人人笔下都是白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