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2001年4月在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