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 fanatic(近乎狂热)。”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