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1870年)。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1870年)，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屠杀，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1872)，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

普吕多姆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记中提到与一位中学朋友的一次会面。友人问起他的工作，诗人答道，他正在寻找人的定义；他接着说，一旦找到，就以此为题写诗。他的抒情诗的确具有明显的心理学、哲学和玄学含义。他对卢克莱修很感兴趣，这表明他对寻求意义越来越认真，并在1869年用诗体翻译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约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吕多姆改用了《卢克莱修：物之性》这一标题。

普吕多姆的两部主要诗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两部作品都是关于理想的人类行为的长篇道德讽喻诗。《正义》(1878年)暗示，道德代码可以建筑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吕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无疑问，作品受这位获奖者年轻时读过的又很崇拜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剧本的启发。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传统的故事一样，在寻找幸福的秘密，只是原来的次序被颠倒了：普吕多姆的浮士德一开始就有了各种情感，然后再去学习。最终，普吕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样，在服务中、在改善人类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的普吕多姆是否还应该被称为高蹈派诗人，批评家们意见不一。答案随定义而定，当然，普吕多姆从未放弃形式的精致与思维的科学精确性，这两点是针对浪漫主义激情过度而发的，而这正是高蹈派的定义。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普吕多姆后期作品注重道德说教，这使他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产生不同，因为高蹈派诗人的定义是对美、而非对真理感兴趣的诗人。然而谢弗认为，这样定义过于狭窄，因为他在高蹈诗人中找出了7种不同的风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吕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