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今日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

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

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 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

曾觌

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

伤行客。

繁华一瞬，不堪思忆。

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

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

曾觌词作鉴赏

萧瑟的风声，茫茫的原野。邯郸，这昔日慷慨悲歌行之士云集的北国名城，繁华一时的赵国古都，如今已是烟寒草衰，光沉响绝。唯有那在疾风欲裂的古道上进着一队人马，面对这历史残迹，又怎能不翻涌起沉痛却又无奈的反思？这，就是曾觌一行人的基本心境。

当时正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隆冬，身为贺金正旦副使的曾觌，同正使汪大猷一道奉命出使金国，词中所描述的情境正是他们在邯郸古道上的所见所想。（《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在以奸臣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怂勇下，于绍兴十年在向金帝所进表中，卑躬屈膝地答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这个卖国投降条约遭到广大南京军民的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又准备南侵，高宗进退两难，只好将皇位传与养子赵，即孝宗。赵在太子时期就主张抗金，即位后在主战派陈康伯、胡铨、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兴师北伐。由于北伐暂时失利，再加上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主和派极力阴挠，本来就对抗金缺乏信心的孝宗只好同意议和。在公元1164年冬，与金签订了妥协投降的《隆兴和约》。从此南宋皇帝对金虽不再称臣，却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维持完颜亮南侵前状况，岁贡由原来的每年银、绢各二十五万两、世，减少为各二十万两、匹。这无疑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所以对于于有着国之家破之悲的东都故老，却还要到金国去贺正旦的曾觌来说，当然是倍感屈辱的。然而这种屈辱和惨痛又无法逃避。这首词所抒发的，正是词人内心世界的这种痛苦。

词的上阕讲行客之“伤”眼前邯郸古道的连天衰草固足令人神伤，当年转瞬即逝的繁华，也因现今的政治形势和疆界的划分而成为“不堪思忆”的东西了。下阕紧承“古”“伤”二字，结穴于“空”这个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