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二十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开始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某手上，而罗某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罗某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某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案子。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