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看了看我，平静地说：“你不是。”

我急得直跺脚，说我是我就是。我当然可以举出许多血腥的细节证明我是真凶，比如那些粉红色的米饭粒。但是我不能。我只是一遍一遍说：是我。

女人漠然地坚持：“你不是。那个人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怕我杀了他。可是我不会杀他，起码现在不会了。杀了他，我的儿子也不会活。”

她突然热切起来：“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儿子。烦你去给你们的领导说说，让他们赔我一个儿子。”

我拿不准她此时明白还是糊涂，但我不能骗她。我就说：“这事办不到。到哪里给你赔一个儿子呢？孩子已经不在了。”

无论实话有多么酷，我要对她说实话。

“是的。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女人明白如水。“死了的人是不能再活的。什么都能赔，但是人不能。没有人能赔你另一个人。”我硬着心肠说。

这真是危险而残忍的谈话，真想躲得远远的。但是别人都能躲，我不能躲。我得咬着牙挺下来。

“人也能赔。”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着磷光。在大漠如烟的背景下，宛若埋藏多年的木乃伊。

“怎样赔？”

我不由自主地追随她的思绪。人是抵不过鬼魅召唤的。

“我拿上你们给我的钱，在全中国走啊走。我要走遍所有的山和所有的水。推开所有的房门，找到一个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的男孩，个头。生日、长相……我一定要找到他。中国这么大，一定有这样一个孩子在等着我领他。我有钱，我还有工作。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家，我再挣钱养他。我天天都给他吃大米饭，再不会像以前，没钱给他吃大米饭，那天还是从别人家借的米啊，可惜他吃了还没消化啊……可是，那他也算吃过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吃东西这件事，最好受的那一会儿感觉是在哪儿？”

她的眼睛像铜钉楔住我。

“这……我……我不知道……”在她貌似严密实则混乱的逻辑面前，我不知如何招架。

“在舌头啊！”她嘻嘻笑起来，嘲笑我的无知。

“你想啊，只有舌头知道品味。吃到肚子里，肉膘和野菜就分不出来了。我的儿子吃大米饭的时候，他的舌头还好好的，像小狗一样能舔来舔去。所以他不冤，他尝到了米饭的香味。你说是不是？”她征询地望着我。

“是。是。”我不断点头。

“要是人家不肯给孩子呢？”她的思绪沿着我所看不到的怪异轨道滑行，飞速地又返回到原来的话题。这正是我想问她的，她自己说了出来，反倒更令人觉得恐怖。

“我就在他们家干活，给孩子吃，给孩子穿。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对我有感情。我就在一个晚上，把孩子偷走。那样，我不就是有了自己的儿子了？”她说着，嗬嗬地笑起来，笑声像液体一样四处流动，小屋就摇晃起来。

“我要把他带走，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永远没有汽车的地方。”女人很干脆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一股森然之气包围了我，我不由得抓住她。

她很有劲道地摔开我的手说：“我不是现在就去。我还要做准备呢。”

我说：“我帮你准备，你跟我走，好吗？”

她说：“到哪里去？离我的儿子近吗？”

我含糊回答：“反正对你是有好处的。”

她就信任地让我拉了她的手，慢慢地往前走。

我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医生先听了我的描述，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失常。可是医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诊断。因为只要不涉及她的儿子，女人一切正常。提到了她的儿子，女人就很悲伤。说：“医生，我的儿子死了，我心里难受。我现在有点钱，够当路费的，我要回老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