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动作，我知道她并没有认出我来。心里稍稍安宁了一些。

“你……你找他干什么？”我战战兢兢地问。

“给他钱。”她拍了拍随身带的黑布包，“他用这些钱把我的儿子买走了。我怎么就这么傻？我把这些钱还给他，我的儿子不是就回来了吗？”我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看着她。

她解开黑布包，里面果真是齐整整的钱。

她蹲在地上，摆弄起她的钱。先用钱在地上摆出了一个巨大的圆环。薄薄的纸币被戈壁午后的热浪熏蒸着，好像有嘴从地心往上吹气，蔌蔌发抖。

我拉住她，说：“快把你的钱收起来吧。后起风了，会把你的钱刮走的。一张也拣不回来了。”

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是你碾死了我的儿子吧？”我立刻说：“不是我。不是我。”

她奇怪了，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回来？”

我说不出话来。正午的营区，大家都在休息，没有人帮我。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地上摆钱，只有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起风。

真的没有风。大戈壁像冻住一般沉寂。粘稠的空气把纸币熨在沙砾上，仿佛破碎的龟板。

女人悉心地摆着，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人形，腿和胳膊都平伸出很远，好像要围拢来拥抱什么。看得出那是一个孩子，因为代表他的头的圆圈很大，身子比较小，就像我们在古代的岩洞里看到的画一样。

我在这个用钱组成的呈大人形面前惊恐万分，每一张钱币都很破旧了，我想这个女人一定在许多个不眠的夜里反复地摩擦过它们，以代替儿子光滑的皮肤。我顾不得再照看这女人，撒腿就跑。

当我叫人赶来时。天地间已起了一阵怪风，孩子的四肢折断了，在空中飘荡。女人张开身子，拼命护着孩子的头。由于风，那个硕大的圆形已经变成了多边形，好像长出了犄角。

我们尽可能地帮她把钱找回来，又送女人到卫生队看病。医生说她有轻度的精神障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基本正常了。不再见着人就追问是谁碾死了他的儿子，团里想派人送她回家。

一天，她清醒地走进首长的办公室说：“我不回家。我也不要钱了。你们给的钱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我要在你们这儿做一份工作。这样以后的日子就有指望了。”

这考虑当然很世故，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正因为这份世故，人们才能断定她确实恢复正常了。细想想，她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中国人养儿就是防老的，她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就同意她留下来当临时工。不过是到临近的一个汽车部队。领导主要是为我着想，怕她若在这儿呆久了，知道我就是肇事者，惹出麻烦。

过了没多久，女人就被友邻部队送回来了。原因是她去了以后，汽车的机械故障猛然增多，特别是车的左前轮胎，大量地出现爆胎，部队上下着实地紧张了一阵，以为是敌特破坏。没想到原来是她——每逢刮大风的黑夜，当临时工的女人就穿着一身黑衣服，怀揣一把真正的英吉沙匕首走出房门。

她专找解放牌的载重汽车，就是我压死她孩子时开的那种型号，用匕首对准车的左前轮就是一阵猛搠……

逮住后，问她这是为什么？

她说，只要这个轮子炸了，就再也压不死她的儿子了……

我们部队只好把她接了回来，大家一筹莫展。每日管她吃喝，还要防着她破坏汽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不能让大伙老这样跟着我操心。

我走进女人住的小屋，笔直地站在她面前。

这是我在出事以后，第一次敢直视她。她比她儿子死时老得太多了，带着一种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荒凉。

我说，你的儿子就是我压死的。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想怎么处罚我就怎么处罚我。我很快很流畅地说完了这些话，连一个结巴都没打。因为我在肚里念叨的次数太多了。我真的做好了挨骂挨打甚至被她捅几刀子的准备，只要不打死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