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